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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没有勇气将心里的话讲出,低着头,痛苦地抽着香烟,麦荷门一再提出询问,要我说出中止翻译的原因。

  ——为什么?他加重语气问。

  ——我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很愚蠢的。

  ——这还用得着说吗?不过,没有傻子去阻止文学开倒车,中国还会有希望吗?

  ——用这样薄弱的力量去阻止文学开倒车,会产生效果?

  ——纵然是螳臂当车,也应该在这个时候表现一点勇气。

  ——你知道我们的杂志决不会久长?我问。

  ——是的,麦荷门答。

  ——那末,杂志关门后,我将依靠什么来维持生活?

  ——这是以后的事。

  ——如果现在不考虑的话,临到问题发生,只好坐以待毙。

  ——香港穷人虽多,饿死的事情好像还没有发生过。再说,就算现在不办《前卫文学》,你也不一定有办法立刻找到工作。

  ——我打算写黄色文字。

  ——你是一个文艺工作者,怎么可以可以贩卖毒素?

  ——只有毒素才可以换取生存的条件!

  ——如果必需凭借散布文字毒素始可生存的话,生存就毫无意义了!

  ——人有活下去的义务。

  ——必须活得像一个人!

  ——像一个人?我现在连做鬼都没有资格了!

  ——你又喝醉了,这个问题,等你清醒时再谈!

  说罢,悻悻然走了。毫无疑问,麦荷门已生气.我与麦荷门结识到现在,小小的争辩时常发生,像这样的吵嘴,从未有过。我虽然喝了四杯酒,但是绝对没有醉。只因莫雨给我的刺激太深,使我激动得无法用理智去适应当前的现实环境。麦荷门对我期望之深;甚于我自己。然而为了生活,我必须反叛自己,同时拗违他的意愿。面前有两条路可走:一条是下决心去编辑《前卫文学》;另一条是不理麦荷门的劝告,继续撰写通俗文字。

  我不能作出决定。

  我有了一个失眠之夜。

  第二天早晨,刚起身,雷老太太匆匆走来,说是外边有一个人找我。

  是莫雨派人送来一封信。

  信极简短,只有寥寥几个字:“兹饬人奉上港币五十元整,即祈查收,至诚相助,并希赐覆为感。”

  我很生气。当即将五十元塞在另外一只信封里,附了这样两句:“即使饿死,也不要你的施舍。”然后封好,交由来人带回去。

  (在香港,友情是最不可靠的东西,我想。现实是残酷的,不能继续再做傻瓜。)

  于是,决定撰写可以换稿费的文字。

  将格拉蒙的文章塞入抽屉,我开始用故事新编的手法写黄色文字。题目是:《潘金莲做包租婆》。计划中的故事梗概是:

  潘金莲死了父亲,到胶花厂去做女工,结果给工头胡须佬搅大肚子,心里十分焦急,要求胡须佬到婚姻注册处去登记,胡须佬送了一百块钱给她。她将钞票掷在地上,捉住胡须佬一阵揍打。打得正起劲,忽然来了一个中年妇人,拦住潘金莲不许她打胡须佬。金莲颇感诧异,一经询问,原来那人就是胡须佬的老婆。潘金莲一气,离开胶花厂,打算到别的地方去做工。但是香港是个人浮于事的社会,找工作谈何容易。没有办法,只好嫁给包租公矮冬瓜做老婆。矮冬瓜是个鳏夫,身材奇矮,一无所长,专靠收租度日。

  潘金莲无亲无眷,失业后,连一日三餐都成问题,既有矮冬瓜向她求婚,为了衣食,也就颔首答应。婚后不久,矮冬瓜忽罹半身不遂症,躺在床上变成活死人,幸而有租可收,生活还不致发生问题。然而饱暖思淫欲,潘金莲不愁衣食后,长日无所事事,难免不生非分之想。于是,先向头房的小阿飞下手,然后又跟小阿飞的父亲到酒店去开房;然后与中间房的“糖水七”发生关系;然后搭上了尾房的“大只佬”;然后跟睡床位的看相佬拉拉扯扯;然后……总之,只要是这一层楼的男人,全都有了性关系……

  这样的“小说”,不但毫无意义,而且有害。

  但在香港,这样的“小说”最易换钱。

  如果我能将潘金莲与各男房客间的性爱关系写得越透彻,读者一定越喜爱。

  以时日来计算,只要读者有胃口,连载十年八年也可以。

  我准备以十分之九的字数去描述潘金莲与男房客间的性爱生活,写潘金莲如何淫荡;写她如何在床上勾引男人;写她如何使那几个男房客获得最大的满足……诸如此类,不必构思,不必布局,不必刻画人物,更不必制造气氛,只要每天描写床笫之事,就不愁骗不到稿费。

  这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写红了,不但酒渴可以解除,而且还可以过相当舒服的日子。

  我不能挨饿。

  我不能不喝酒。

  我不能因为交不出房租而发愁。

  从上午十一点开始,写到下午三时,我已经完成六千字,重读一遍,觉得《潘金莲做包租婆》的开头,颇具商业价格。

  有点饿,将稿子塞入口袋,先到邻近一家上海菜馆去吃一客“四喜菜饭”;然后到中环一家专刊黄色文字的报馆去找该报的编辑。

  ——你看看,能不能用?我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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