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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凤还巢 (一)

叶广芩Ctrl+D 收藏本站

思前思后柔肠百转,前生造定今世缘。

——京剧《凤还巢》程雪娥唱段

21世纪的火车行驶在西北的黄土地上,向着北京。

不是在写诗,我的心里却有着诗一般的感受,回家了,终于!

受回归意念的驱使,我在自己的周围寻找着快乐与美好。火车全程软卧,一站到达,晚发朝至,不用听那絮叨的报站,不必担心晚点;车厢里人不多,井然有序,列车员到每一个包间里介绍自己,着装标准,语言规范,真诚得让人感动。每人床尾都有壁挂电视,电视里播放着录像,录像画面清晰,可调控的频道有六七个之多;天气仍旧是热,桑那天,一动一身汗,不光是中国,整个世界的气候都有些混乱。车顶部空调里冒出的凉气,将外面的热浪红尘与里面隔绝成两个世界,车厢里才真正是秋高气爽;白桌布的小桌上立着杂志,铜版纸上的美女汽车,厚重而养眼,是铁路的专用杂志;花瓶里玫瑰花带着晶莹的露珠在绽放,嵌有金丝的靠垫洁净柔软,给人一种华贵高雅之感。车厢内厚重的米黄地毯,抹消了一切声音,静悄悄的过道里只有门上的灯在闪烁,那上面滚动着列车终点北京的天气,报告着车速和到达的时间。

我的铺位对面是一对小夫妻,进来没打招呼,立刻进入两人世界中,看来是对安静的旅伴。

一切都挺好,无可挑剔。

我沉浸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的好心情里,双手抱着脑袋斜靠在铺位上看电视,眼睛看的是电视,心里想的却是别的,如青年们所言,爷看的不是电视,爷看的是心情。当年,插队离开北京的时候是坐火车走的,今天自然还是要坐火车回去,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圆,一个带有人为安排的的回归节目,一个宿命式的回程。坐火车回家,尽管这火车和那火车已经有了天壤之别,“坐”法也有了根本改变,但“坐车”的本质没变。

列车员敲门进来,告诉大家已经进入夜间行车,并且细心地将窗帘拉上。我让他不要拉,他不解地看着我,我说我还要往外看,他说外面很黑,什么也看不见。我说我看得见,我要一站一站地捯回去,不放却每一寸土地。列车员大概在车上工作,什么样的乘客都见过,他很理解地将窗帘拉上了一多半,将我这一边留了出来。我说了谢谢。列车员说不客气,临走回身拉门时看了我一眼,笑了。

看着小伙子的笔挺制服,看着那张丰满却不失英俊的脸和那微笑的模样,我不知怎的竟想起了样板戏《红灯记》里“谢谢妈……”的李玉和,于是为床尾电视中正在为世界拳王争霸的帕维尔特和米拉达配唱,

临行喝妈一碗酒,浑身是胆雄纠纠。

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,千杯万盏能应酬。

倒也很贴切。

1969年,嘈杂混乱,运送知青满是煤烟味儿的车厢里,反复播唱的正是这个段落,“时令不好,风雨来得骤,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……”,那时候文艺节目单调,列车播音室大概只有这张唱片,所以李玉和便不知疲倦一遍遍地唱,唱得慷慨激昂,豪情无限。我的情绪却低到了谷底,将脑袋趴在小桌上,装作睡觉,其实是任着眼泪在流淌。李玉和临行还能喝妈一碗酒,母亲、父亲在走之前也为自己准备了酒,我傻乎乎地还跟着喝,全不知那是“风雨来得骤”的上路之物……不是“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”是“我”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了。这段戏,唱得真不是时候!

上山下乡知青专列,一火车的人都响应毛主席号召到陕北去,激情比李玉和还要李玉和。夜半了,有人睡不着觉,做好事,一遍遍地拖地,一遍遍地给大家送热水,于是就一遍遍地将朦胧欲睡的人弄醒。当那把面目不清的拖把拖过我的脚下时,拖把上发出的污浊气味让我一阵阵恶心,湿漉漉的地板立刻散出相同的味道,从头到尾弥漫到整个车厢。我不能忘却那地板的模样,土红斑驳的漆,质地不明的板,简陋肮脏。绿人造革的座椅,黄木的短桌子,偌大窗户无遮无档,里面一片光明,外头一片漆黑。

我心里默默地细数我的七个兄长,老大,大我三十八岁,我根本没见过,他是“文革”中我们家的一颗炸弹,他给这个家族带来的伤害是致命的;老二,用一根皮带将生命结束在后院的枣树上,就在我的眼皮底下,不管不顾地走了;老三,被发配到广西走“五七”道路,每月发生活费30块,他自己留15,给北京寄15,他的妻子儿女挤在北京三里河的一间小屋里,艰难度日;老五解放前冻死在鼓楼后门桥桥底下,葬在北京西山,他的墓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去祭奠过,倒是外人旁姓的赫鸿轩,每到清明都去看望;老六,早夭,在这个家里没留下任何痕迹;老四、老七,受老大的牵连各自进了“牛棚”。至于我那些美丽的姐姐们,境况并不比哥哥们好,老大,酷爱唱戏,解放前被丈夫抛弃,在阜城门的小院里凄惨死去;老二,自己作主嫁了个大资本家,叶家不与商人联姻,被赶出家门,与之永不来往;老三,一个为理想献身的英勇革命者,她的光环并没有罩护到兄弟姐妹身上,甚至她自己,在“文革”怀疑一切的思潮下也变得惨白模糊,疑影重重;老四,留学德国,一代建筑师,被作为反动技术权威早早地打趴下了;老五,与她的部长丈夫被打得浑身是血,送进医院抢救,部长折了四根肋骨,她自己脾脏出血;老六,在医院被责令清扫厕所,有洁癖的她赃污不堪;老七,就是我……

我到陕西插队。

1969年的火车走了一天一宿,停了,是临时停车。向外望,站台上没有人,出口处有昏黄的灯光,屎黄的墙上隐隐看出“罗敷”两个字。罗敷,汉乐府《陌上桑》有歌说,“日出东南隅,照我秦氏楼。秦氏有好女,自名为罗敷”,这么说已经到陕西了,到了秦氏女罗敷的老家,过了河北,过了河南,离家越来越远了……

窗外这片陌生的黄土地,在微明的晨曦中显露出沟壑纵横的贫瘠,在这里,连家有高楼的贵家女子罗敷也要采桑南塬,劳作在田野,我们这些北京平民的子弟在这里真的能大有作为吗?真的值得我将生命与之维系在一起,今生今世永不分离吗?

我再一次将头埋入臂弯里,满眼是脏污的、土红色的地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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