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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寻常的食客

刘心武Ctrl+D 收藏本站

    婚宴上来了一位不寻常的食客。你知道当年北京的“丐帮”吗?

    北京市民的嫁娶风俗,到了1982年,还是薛纪跃、潘秀娅式的居多。“旅行结婚”主要还是流行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之中,“集体婚礼”虽经报上一再宣传提倡,参加者在嫁娶的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究竟寥寥。当然,正像每棵柳树都不仅不同于杨树、桑树、榆树……它们与别的柳树又有所不同,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嫁娶一般都分下列步骤:一、小轿车迎亲。车到男方门口要放鞭炮、撒五彩纸屑。门口自然要贴红字。二、在男家成亲。主要招待男方的亲友,其中主要的亲友要留下吃饭。女方家如离得远,一般只有女方的送亲人员(一般是嫂子、姑姑、姨之类人物)到场,女方的父母及其他亲友该天一般并不到场。三、当天或第二天男方随女方“回门”,“回门”一般就不坐小轿车而改为骑自行车或乘公共电汽车了。女方家里招待女方的亲友,其中主要的亲友一般也要留下吃饭,但排场花费一般都逊于男方家中。四、一般在一周后,两对亲家和一对新人,加上最直系的亲属,在一起聚餐——自然以在男方家中居多,但也有汇聚到女方家中的。到此,嫁娶活动也便“曲终奏雅”了。

    在这同一流派中自然又有对各个环节的不同处理方式:有的迎亲时绝不满足于一辆小轿车而要搞成一个“车队”——那自然都不是租的出租汽车而是动用公车,一般是一至二辆小轿车,外加二至三辆“小面包”或小吉普;有的不是在男方家里摆宴而是到饭馆包席,以这种办法行事时,一般男女双方的家长和双方的至亲好友都同时到场,“回门”的环节依然保留,但一般也就不再宴请来客,而只以茶水糖果招待——采取这种方式时,在饭馆包饭的花费双方家长都要负担,当然,一般男方要出大头。

    薛纪跃成亲这天,不算担负迎亲任务的嫂子孟昭英,头一个到达的亲友竟是卢宝桑,这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。

    薛纪跃看见卢宝桑不仅扫兴,而且厌恶,但他无可奈何,只好强颜欢笑,从五斗橱边走开,招呼卢宝桑说:“你呀!坐吧!吃糖!”

    卢宝桑不仅穿得邋邋遢遢,而且胡子拉碴,毫不掩饰他对主人尊严的漠视,一屁股歪坐在新沙发上,望望茶几上的糖果碟,甩着嗓门说:“谁他妈吃你这破糖!送我包烟是正经。”

    薛纪跃扔给他一包过滤嘴的“礼花”,他接到手里一看,撇撇嘴,把那整包烟往茶几上一撂,伸直脖子抗议:“就他妈给我抽这个?去去去,把你那三五牌的掏出来,我知道你小子有,你他妈不给我抽留着给谁抽?”

    薛纪跃确实有几包三五牌的英国烟,是潘秀娅的娘家人捣腾外汇兑换券买来的,可他实在不愿意拿出来招待卢宝桑,便沉下脸说:“你别嘴里不干不净的好不好?就这个,不爱抽你别抽!”

    卢宝桑瞪了薛纪跃一眼,“扑哧”一声乐了,歪头又从茶几上抓过那包“礼花”烟来,打开取出一支,从兜里掏出个打火机来,“吧嗒”打出老高的火苗儿,点燃了那支烟,遂舒舒服服地仰脖靠在沙发上,小孩嘬奶般地抽了起来。薛纪跃注意到他手里玩弄着的那只打火机,是只外国造、超薄型的,也不知镀了种什么合金,表面光滑锃亮。这只高级打火机和他那身邋遢的衣装,在薛纪跃眼里不但并不显得矛盾,而且,薛纪跃感到两者配在一起,倒恰恰最能体现出卢宝桑之为卢宝桑。

    卢宝桑那么大模大样、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,带着最佳竞技状态的食欲和一副功能健全的肠胃,准备在婚宴上大吃一顿,在他自己来说,也实在是具有最最充分的资格。

    卢宝桑的父亲叫卢胜七,卢胜七的妹妹嫁给了薛纪跃大姑妈的小叔子,所以卢宝桑也管薛纪跃的大姑妈叫姑妈。依此类推,他管薛纪跃的父亲叫大爷,管薛纪跃的母亲叫大妈,他跟薛纪徽和薛纪跃也就是平辈的兄弟了。自家兄弟今儿个结婚,他难道不该来吗?

    还不光是这么一层关系,如今他跟薛纪徽、孟昭英在一个单位,所以他又是薛纪跃兄嫂的同事——还不光是一般的同事,薛纪跃、潘秀娅置办家具时,他这个搬运工可尽了大力,往这屋里搬那三开大立柜时,摆放时,都是他吆喝着指挥的。难道他还不够哥儿们吗?

    卢宝桑今年已经29了,还打着光棍。在他身上,家庭或者说家族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,是很明显的。

    似乎还没有哪个社会学研究者,来研究过北京的市民。这里说的市民不是广义的市民——从广义上说,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市民;这里说的市民是指那些“土著”,就是起码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,而且构成了北京“下层社会”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——这“下层社会”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语汇。在新中国成立以后,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居民,人格上都是平等的,并且已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、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层次区分,因此,要准确一点地表述,就应当这样概括他们的特点:一、就政治地位来说,不属于干部范畴;二、就经济地位来说,属于低薪范畴;三、就总体文化水平来说,属于低文化范畴;四、就总体职业特征来说,大多属于城市服务性行业,或工业中技术性较差、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范畴;五、就居住区域来说,大多还集中在北京城内那些还未及改造的大小胡同和大小杂院之中;六、就生活方式来说,相对而言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色彩;七、就其总体状况的稳定性而言,超过北京城的其他居民——因为不在“官场”,所以没有“宦海浮沉”的戏剧性变化;因为不涉“文坛”一类的“名利场”,所以也没有多少荣辱明灭的敏锐感觉;他们离政治较远,既没有被当做过打击、批判的重点,也没有被当做过平反起复、落实政策的对象。文学艺术也很少把他们当做描写重点。有的人干脆鄙夷地称他们为“小市民”,或一言以蔽之曰:芸芸众生。

    但他们的存在及其素质,实在是强有力地影响着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,所以倘全面致力于北京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,就不能不研究他们、体察他们,从而引导他们、开化他们。请每一个自我感觉是外在于“小市民”的“大市民”考虑一下:你的生活离得开“小市民”吗?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商店里遇见他,在公共电汽车上遇见他,在人行道上遇见他,在公园里和影剧院里遇见他,在饭馆里和冷饮部里遇见他……一句话,你其实是离不了他。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种“大市民”的优越感,恰恰是由于有许许多多的“小市民”在社会上为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,填补着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所不甘、不屑去填补的社会空隙——并且绝非小而无碍的空隙。

    人们总是一再抱怨:服务行业的一些服务人员,服务态度怎么总是不好?工厂的一些青工,“小市民”子弟,怎么总是那么粗野、颟顸、放纵?通过思想教育、批评表扬、奖励惩罚乃至于“严肃处理”等手段,当然也解决了不少问题,然而,人们似乎还需要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属性和特殊文化、心智、心理、教育结构上,去进行细致的研究,从而摸索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教化手段来,恐怕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。

    当然,他们当中的情况又人各有异。

    卢宝桑是怎么个情况呢?

    卢宝桑的父亲和母亲,都属于北京城内世代的城市贫民。

    到晚清时候,北京城内最下层的贫民大体上分布在两个区域:一个区域是内城的钟鼓楼一带,所谓丐帮(乞丐集团),大体上就麇集于此,每天白天由此向东、西、南三个方向推进,四处求乞,晚上再返回钟鼓楼附近的“营盘”(门洞、街檐、穿堂、窝棚);另一个区域就是外城的天桥一带,天桥虽然也有乞丐,但其主体却是各色耍把式的人物,他们不大流动,一般就居住在龙须沟、储子营一线往南的杂院破屋中。

    卢宝桑还记得他的爷爷,他爷爷1957年才得病死去。他记得最清楚的一点,就是爷爷晚上有穿着鞋睡觉的习惯——等他长大了他才知道,那是因为当年一到冬天,乞丐们难以生存,晚上便聚集到“火房子”中去过夜。所谓“火房子”,就是摇摇欲坠的颓败官房(当年可能是官府巡街的“执金吾”们碰头的地方),房中已片物无存。乞丐们在房中挖一个坑,拾一些树棍点燃一堆火,围烤之后,便不分男女老幼地胡乱躺下一睡。因为有鞋的乞丐怕无鞋的乞丐将自己的破鞋穿走,所以一概穿着鞋睡觉。据说当时丐帮的帮规是:凡别的乞丐到了手、上了身的东西,其他乞丐如果强夺、偷拿,便要处死;但凡别的乞丐脱了手、离了身的东西,当面捡走、取走却都名正言顺。

    卢宝桑的爷爷一度当过“杆头”,即“花子杆儿”。如今有出京剧《豆汁记》还经常演出,戏里面那金玉奴的父亲金松,便是个“杆头”,而且是个好人。所以卢宝桑由《豆汁记》而对京剧好感,又由《豆汁记》而对跟薛大爷他们同院的澹台智珠好感,并由此又使他那粗粝的灵魂中增添了一点朦胧的温柔——这且不去说它。

    卢宝桑爷爷那一辈的乞丐,是把求乞当做一种职业的,同当年钟鼓楼的当铺以苛酷著名一样,当年钟鼓楼的乞丐也有“刁民难惹”的声威。逢到官商富民有婚嫁寿喜的红事,丐头便率先跑去“祝贺”,门房、账房倘若不予理睬,甚而驱赶叱骂,那么过不了多久,在丐头指挥下,众乞丐便会轮番跑去骚扰,花样迭出,直到门外来宾与门内主人不堪忍受,命令门房、账房散钱施舍,他们方会渐次收兵。

    当年的乞丐有“软乞”、“硬乞”、“花乞”、“惨乞”诸种不同的求乞方式,大有京剧分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不同行当的意味,而同一行当中则又分化出不同的门类,如京剧旦行中又有正旦、青衣、花旦、闺门旦、泼辣旦、玩笑旦、武旦、刀马旦等等,各种行乞行当中又分出许多种不同的求乞花样。所谓“软乞”,多为老弱妇女乞丐,以哀求哭喊达到目的,针对不同的对象,口中数来宝式地吐出诸如此类的话语:“太太给我两个钱,太太长寿万万年。”“乌龟上门来,老板大发财。”“老爷大施恩,抱子又抱孙。”……“软乞”中又分“坐乞”和“叫街”两种,“叫街”在游动中有时也收起哭腔露出凶相,喊出诸如“不给财,我不来,你剩下残钱买棺材!”“你不给,我不乞,看你子死急不急!”一类的怪话,但毕竟还属于软磨的范畴,与“硬乞”不同。“硬乞”的多为青壮年男子,嘴上不一定有那么多功夫,主要靠动作、行为取得效果。一般又把他们的求乞方法称为“做街”,如手执两把长刀或两块整砖,不断拍击裸露的胸部,使胸部红肿见血;又如口衔数枚长钉,手持砖头一块,当众把长钉插入头部一个肉疙瘩中,以砖头击砸,钉缝中鲜血进流,凄厉可怖;再如用一条带铁钩的铁链,将铁钩剜人锁骨之中,拖着铁链行走,铁链尾端往往还缀着一个铁球,击地当当有声……“花乞”者是借用一些最原始的杂技手段,如舞“莲花落”(手执一竹竿,每节挖几个眼孔,眼孔内贯几个制钱,边舞边乞)、打“玉鼓”(手持一个竹筒,一边绷着猪尿脬,以手指弹拍出变化的节奏)、“点风头”(在印堂中插一根粗针,针尖顶住一只粗碗,一面摆动一边求乞)、耍青蛇、拿大顶等等。“惨乞”则是指残废乞丐的求乞,如“看照壁”(下肢残缺,以烂布系着膝盖、护着臂部,坐在地上移动)、“翻太岁”(手足全残,在烂泥中翻滚)、“解粮草”(残废乞丐倒卧小木车中,两乞丐伴前挽后)、“驮石头”(男丐背负残废女丐过市)等等。

    同薛家同院的荀兴旺师傅,小时候也跟着母亲要过饭,但那是农村荒年穷苦农民临时性的谋生方式,与北京城内当年丐帮的职业性乞讨的生活方式,有着质的不同。实际上这两种人不仅心态不同,所呈现出的外在相貌往往也有很大的区别。

    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,成年以后大体上属于“硬乞”的行当;北京解放的时候他已经36岁,还没成亲,直到1950年被政府救济安置,当了蹬平板三轮车的工人,才算有了个真正能有益于社会的固定职业;1952年他奔40岁去的时候,才娶上了卢宝桑的娘,而她当时也已经35岁了。这一对晚婚的夫妻在婚后第二年有了卢宝桑这么个独生子。

    曾经在北京市内的货运事业中起过重大作用、并至今仍起着一定作用的平板三轮运输业,长期以来属于合作社即集体所有制性质,细细考察起来,其中的三轮车工人,经历纯洁的城市贫民固然占一定比重,但也不乏两股旧社会的沉淀物:一种即是卢胜七式的贫民,贫则贫矣,而又并无劳动资历,大都是过去的乞丐、混混、破落户的败家子弟等号人物;另一种则是解放前下层军官、警察、帮闲中罪行较轻、民愤不大的那伙人,经过一段审查、教育,或宣布为管制分子,或免予法律处分,因他们与上一类人物一样,并无一技之长,所以其中一部分也安置到了平板三轮运输工人的队伍之中。这两种人有着若干共同点:缺乏劳动习惯,精于抽烟喝酒;缺乏自尊自爱,惯于谈男说女;贪小利却又讲义气,善挥霍却又能吃苦……当然,绝非人人都是这样,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的消化、改造,他们中的多数人也确在不断地发生着弃糟粕、增精华的可喜蜕变。

    但是,把他们完全消化、改造为新人绝非易事,须知改造溥仪、改造战犯也有他较易人手的一面——他们有文化,可以作哲理性的思考,政治立场一旦转变,倏忽可成可爱可敬之人;改造社会沉淀物却有极其艰难的一面——他们没有文化,却有着一肚子垃圾,即使他们政治上没有问题了,他们也还可能散发出可厌可鄙的气息。

    有一回在鼓楼边烟袋斜街里的鑫园浴池,卢胜七、薛永全、荀兴旺仨人恰好遇到了一块。仨人在最烫的池子里泡够了身子以后,就都到外头卧榻上躺着歇息。这时候如果有人注意观察他们,就会发现他们尽管一眼望去都不属于干部、知识分子,而属于劳动群众范畴,但各自在体貌、气质上,又有着明显的差异。

    荀兴旺师傅皮肤黧黑、粗糙,但肌肉饱满、匀实、紧凑,整个体态给人一种粗犷而充实的美感。这主要不是因为他比他们要小上几岁,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小从事正常体力劳动的生产者和战斗员,开头是种地,后来是当解放军,最后当产业工人。

    薛永全师傅皮肤白中透黄,体态略偏肥胖,但又处处显露出艰辛生活所留下的痕迹——他把两块雪白的大浴巾那么一围、一披,再往卧榻上那么一躺,你就是不知道他当过喇嘛,也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寺院中的卧佛,那形象很难说美,却也绝不丑陋,也就是说,望去还是顺眼的。

    卢胜七的皮肤是一种很难形容的土褐色,脑门上有个畸形的肉疙瘩,那是当年搞“硬乞”时,有意培植起来以供铁钉插入的;右胸上有个怪模怪样的伤疤,则是当年在“硬乞”中钩以铁钩的所在……和他的许多蹬平板三轮的同行一样,他们从三四十岁才开始从事正常的体力劳动,因此,一方面他们不可能再根本改变早已完成发育的体型,另一方面他们的骨骼、肌肉系统又不得不拼命尽力为适应新的负荷而变形、增生,因此他们的体型大都变得格外古怪。卢胜七就是如此:胸肌并不发达,而腹肌紧凑,上膊精瘦而下膊粗大,腿部青筋暴凸,整体形象令人不禁联想起一只螳螂或蜘蛛来。

    他们的气质就更加不同。荀兴旺要了壶茶,就用浴池的茶叶,服务员来冲水时,他亲切而自然地同服务员搭话;从他的表情上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,他觉得服务员同自己是阶级兄弟,现在人家为他服务,另一场合他也许就为人家服务。薛永全也要了壶茶,也买的浴池的茶叶,但他只将袋茶的封口撕开三分之一,倒入壶中一半茶叶,然后将纸袋折好,将另一半茶叶留下,以备带回家中;当服务员冲水时,他欠身连道“劳驾您哪”,礼数极为周到,但多少显得有点世故。卢胜七可大不一样了。他是自带的茶叶,用小扁铁筒装着——待人家的茶都沏好了以后,他才取出那茶叶筒,连连对人家说:“用我这沏吧,用我这沏吧,我这是一块二一两的正庄货……”人家自然辞谢,他便把人家的茶壶端过来,掀开盖儿看不算,还把鼻子凑拢去闻,龇牙咧嘴地说:“不灵不灵,这五毛钱一两的色儿不正,味儿不纯,喝了拉嗓子眼儿。”评论完了把自己的茶叶筒盖子打开,硬凑到人家鼻子底下让人闻:“闻闻我这是什么味儿!”他高声吆喝着催叫服务员,让人家来给他冲茶,人家端来了茶壶,他拉过来从壶盖检查到壶嘴,挑出了一大串毛病……当人家往壶里冲水时,他斜倚着,微闭着眼,分明是在享受着一种伺候……

    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跟薛永全、荀兴旺就这么着大不相同。

    卢胜七1982年已经69岁了。他早已退休。他养了一只画眉、一只蜡嘴,为它们置备了精致而昂贵的鸟笼、食罐、罩幔等器物,前者养着为听鸣唱,后者养着为观衔球。卢宝桑总成不了家,跟父母合住,便把他那间屋的整堵墙排满了自焊的方形鱼缸,养的都是热带鱼,有神仙、吻嘴、蓝曼龙、虎皮、斑马、玻璃帆船、五彩金凤等许多品种,鱼缸里还栽培着玉簪、皇冠、如莲、香蕉、牛舌、菊花等各类水草。由此可见他们父子二人的物质、精神生活,毕竟与祖辈已有了很大的不同,但从丐头爷爷身上所渗透下来的一种乞丐心态,以及从父亲卢胜七身上散发出来的“硬乞”精神,却还是不难从卢宝桑身上寻到烙印。

    而卢宝桑之所以成为卢宝桑,却还不仅受熏陶于父系,也受熏陶于母系。

    他母亲卢黄氏,出身于天桥——即与钟鼓楼遥相对应的南城贫民集团。据说从敌伪时期到解放前夕,天桥有所谓“八大怪”,他们当中有:“大金牙”(拉洋片儿的,徒弟叫“小金牙”);“云里飞”(唱小戏的,穿戴的是纸糊的行头);“蹭油儿”(卖一种去油污的东西,边唱边卖);“管儿张”(用小竹笛放入鼻子里吹,能奏出各种曲调来);“王半仙”(同闺女一起变戏法,主要的节目是舞白纸条,纸条能在他们父女手里里外蹦、上下套);“宝三”(表演中幡、摔跤的);孙洪亮(卖虫子药,边卖边唱,后来居然成为一霸,购置了铺面,欺压百姓,解放后被镇压);“大兵黄”(曾在军阀军队中当过下级军官,身板特奘①,他每天在天桥摆一圈凳子,卖点跌打损伤药,但他既不表演杂耍,也不表演武艺,而是坐在那里,甩开嗓门大骂,骂时局,骂贪官,骂污吏,因为他骂得有理,骂得痛快,所以天天有人坐成一圈听他叫骂。他穿一身陈旧的灰军装,山东德州口音,撂着辈儿骂脏话,竟因此得名)。卢宝桑的母亲,传说就是“大兵黄”的女儿,不过人们也只是私下窃议,除了派出所的户籍警,似乎也没有人敢去当面问她,而户籍警对此好像也从未产生过多余的兴趣。不管这传闻确否,从卢宝桑母系那儿,他确实又熏出了一种敢说敢骂、敢打抱不平的气概。

    且说在薛纪跃办喜事那天,卢宝桑作为首先到达的亲友,一进门就给薛家带来了诸多不快。他来的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大吃大喝一番,他也并不掩饰这一点,所以他迈进了新房,见到薛纪跃并无什么贺喜的例话,先问薛纪跃索要三五牌香烟;未能遂愿后,他只好降格地权抽“礼花”;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,他便站起来在屋里转悠,最后转到五斗橱前,踮着脚尖研究着墙上的结婚照。忽然他“嗤”地乐出了声来,那是一种阴阳怪气的闷笑;笑完他挨近薛纪跃身边,凑拢薛纪跃耳朵问:“怎么着!没先玩玩?我看她够你招呼一气的!”

    薛纪跃脸刷地红了,气急败坏地把他一推:“去你的!胡!”

    卢宝桑宽容地冲薛纪跃挤了挤眼,便叼着烟卷出了新房。他麻利地拐进了充当临时厨房的苫棚。

    薛大娘见了他,不得不敷衍:“哟,宝桑来啦!你爹你妈怎么没一块儿来呀?”

    卢宝桑嬉皮笑脸地说:“薛大妈,给您道喜啦!我爹我妈倒想来呀——可您跟大爷不是没请他们吗?”

    薛大娘扬着嗓门应付:“哟,咱们两家还用得着虚礼儿吗?还用下帖子呀。知道了信儿,自然就该来呀——你们不也没‘随份子’吗?我就不挑这个礼儿,咱们谁跟谁呀,光你帮着搬家具,那股子牛劲,就顶别人俩仨‘份子’哩!”所谓“随份子”,就是亲友们给喜家的小额现金,一般少则两元多则20元。薛大娘点到这个问题,让卢宝桑脸上有点挂不住,他忙假装参观厨房中的种种景象,结果自然就同正铺摆大冷盘的路喜纯对上了眼。

    路喜纯早从声音听出是他,四目相遇后,路喜纯便微笑着对他说:“你又到这儿足撮②来啦?”

    “哥儿们!”卢宝桑没想到今天薛家请来的大师傅竟是路喜纯,他不由“惊呼热中肠”,一巴掌拍到路喜纯的肩膀说,“是你呀!你可得好好地露一手啊。这是我大爷大娘家,我二兄弟办喜事,看在我面子上,你也不能含糊呀!”

    薛大娘不由问:“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?”

    卢宝桑抢着回答:“他爹原先跟我爹在一块儿蹬平板三轮。他妈我也见过,两人前后脚都‘嗝儿屁’①了。他跟我一样,还是条光棍儿!”

    这话一出来,薛大娘心里又添了点不自在。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考察,她本已对路喜纯的手艺和做派产生了信任和好感;可卢宝桑一揭“底儿”,原来这路喜纯偏是个父母双亡的光棍汉,真不巧!他那晦气,该不会通过饭菜,传到咱薛家来吧?

    路喜纯微微地摇头,心里连连叹气。他太了解卢宝桑了,他们俩小学时候还是同学。卢宝桑原来比他高两个年级,后来蹲班蹲到他在的那个班。他最见不得卢宝桑那既不尊重别人也不自尊的丑态。他们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赶上了“文化大革命”,小学高年级学生也学着中学、大学生的“造反派”揪斗校长、老师,卢宝桑那时候比一般六年级的学生大一岁,个头已经基本长足,显得身粗力大,开头,他也戴个大红袖章,以“红五类”自居,那时他似乎确有这个本钱。据说他爸爸卢胜七,在解放后镇压钟鼓楼一带的恶霸时,帮着行刑的解放军捆绑恶霸,拖着恶霸拉向法场,表现得非常革命,非常勇敢。所以,在揪斗校长、老师的批斗会上,他总扮演那揪着人家“坐飞机”的角色。他除了撅人家胳膊、按人家脑袋,还要想出其他各种各样恶毒而刁钻的办法来侮辱人,如猛踩人家脚背啦,揪耳朵让人家偏仰着脸“示众”啦,拿墨水瓶往人家衣领里灌墨水啦……他干这些事时还爱一边朝台下的“革命师生”扮鬼脸儿。后来,他更把这种虐待狂的劲头施加到同学身上,他让那些“黑五类”家庭出身的同学用脑门顶着墙上的钉子罚站,用别针把他们的“认罪书”别到他们的胸脯肉上。可是,过了没多久,不知怎么的,卢宝桑的爸爸卢胜七在单位里被揪出来了。路喜纯去看过大字报,当时看不懂,后来才弄明白,原来有人揭发他,解放前夕北京的大学生进行“反饥饿、反内战”、抗议国民党反动政策的示威大游行时,国民党的军警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,让他们放手冲撞游行队伍,打跑一个学生给一个馒头,被收买的打手中就有卢胜七,他一次就挣了18个馒头!这事被揭露出来以后,卢宝桑顿时由“红五类”变为了“黑五类”。让路喜纯感到奇怪的是,卢宝桑并没流露出什么悲苦忧伤,这倒还罢了——在学校后来那些批批斗斗的荒诞场面中,卢宝桑竟往往不等别人揪他,便自动站到被批斗的位置上,高高地撅起屁股,双臂向后高抬,有一回他还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……回忆起来,最最令路喜纯不能容忍的,是正当他在台下默默地同情着卢宝桑时,一瞥之中,卢宝桑却斜着脸儿朝他吐舌头出怪相!

    长大以后,路喜纯常把卢宝桑当做一面镜子,来检验自己的灵魂。他可以原谅卢宝桑以往的愚昧,他也可以容忍卢宝桑现在未能涤尽的恶习,但他自己却无论如何要引以为戒,他要永远尊重别人的人格,更要尊重自己的人格。

    路喜纯真不乐意卢宝桑出现在这家的婚宴上,他所精心烹制的这些菜肴,肯定要遭到卢宝桑的荼毒!比如这个铺放美观精巧的尺二冷盘,当中是土豆泥垫出的两颗套在一起的心,上面用金糕条镶嵌出了一个鲜红闪亮的字,周围用火腿、虾片、蛋卷丝、猪头肉、黄瓜盅、西红柿花、松花蛋瓣等等组成了彩色的对称图案。这冷盘上了桌子,是应当“一看”、“二品”之后才“三报销”的,但你怎能保定卢宝桑不一筷子就把它搅个稀巴烂呢?唉!

    卢宝桑却全然不能体察路喜纯的心情,他在路喜纯面前油然生出一种优越感来——此刻路喜纯是伺候人的,而他自己恰是被路喜纯所伺候的宾客之一。他油腔滑调地命令着:“你小子可不许在这儿留一手啊!你‘丫挺的’①把你的本事全给咱捣腾出来!”

    这时,薛纪跃的大姑一家来了,卢宝桑闻声出去同薛大娘一起招呼着——原不是生人,且不说薛永全和大姑他们那死去的二弟当年也是乞丐帮的,当年在隆福寺混的大姑父,跟卢宝桑母亲家,不也是有过来往的吗?卢宝桑心里浮出这七穿八达的亲友关系,更觉得他今天在这儿吃香喝辣是名正言顺了。

    忽然薛永全师傅汗涔涔地提着个鼓鼓囊囊的草包回得家来,大家乱哄哄地互相招呼着。薛师傅不无焦急地对薛大娘说:“你看这事儿——马凯餐厅说今儿个运啤酒的车不来了,昨儿个他们剩得不多,一会儿有两桌华侨包饭,全得上。咱们的啤酒可就全黄了!”

    薛大娘不由唠叨起来:“你看!我就知道你没一样事能办成!昨儿个我说早点把它买回来搁着,你不干,说什么搁屋里头酒要坏,搁屋外头瓶子要裂,还是搁人家餐厅冰箱里最好——你看今儿个怎么样?人家不认账了吧?……”

    薛师傅遂说:“我从马凯餐厅那儿一路找到地安门,今儿个都没啤酒,我只好在地安门商场买了十瓶‘麦精露’……”

    “那玩意儿哪行呀!”卢宝桑激昂地插进去说,“没有啤酒还办什么事儿!小跃子他们两口子往后能顺顺溜溜过日子吗?”

    薛大娘心里像塞了团烂泥。又是一档子不吉利!北京市民的这种婚礼,三种酒缺一不可也是一种风俗——白酒如果实在弄不到八大名酒之一,至少也得有“龙凤酒”,这代表富贵;葡萄酒也不可缺,但必须是三块五以上一瓶的“北京红葡萄酒”,这代表兴旺发达;啤酒必须充分供应,这代表和顺美满。现在却居然出现了“三缺一”的严重危机!

    正当薛大娘一筹莫展时,卢宝桑宣布说:“我就不信‘马凯’他们那儿真的没货!准是他们见大爷面善,就他妈的糊弄大爷。你们等着,我去一趟,我就不信端不来一箱!大爷,给我钱,给我装酒的家伙,我这就去!”

    薛大娘心乱如麻。她跺着脚说:“秀娅怕这就要到了——门口也不知都有谁守着,放鞭炮、撒花纸的孩子别偏这时候没影儿了。”

    大姑便赶紧带着薛纪跃的表姐、表侄等人往大门外去。

    这时薛师傅把20块钱和两个大网兜给了卢宝桑,卢宝桑便一溜烟地出征马凯餐厅去了。

    薛大娘和薛师傅暂且进到他们自己的房中,薛大娘拿起炕笤帚,先把自己的衣服掸扫干净,然后又给薛师傅掸扫……

    没过一会儿,门口传来了响亮的鞭炮声。薛大娘衣裳角,庄重地走出自己的住房,又走进新房之中。薛师傅跟在她的后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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