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迄今为止我写过的篇幅最长的小说，两本加起来字数超过三十万。
所有想要在这个故事里完成的，都已经尽我所能书写在其中，因此，题外便无须长篇累牍，就连后记的标题都一并省略。
在我更年轻一些的时候，每次出书（尤其是长篇小说），最喜欢写的不是正文部分，而是跋或者后记。
跳脱出小说的人物角色，以作者的身份和视角来阐述种种用意，冷静而又疏离。
某个人物在某个场合说的某一句话，做的某一个小动作，曾经希望每一个字都能掰开、揉碎来解释给读者看，以求写出来的所有文字能被读到的人充分理解。
接受“理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”，接受“每一个句子都有可能被理解成千万种意思”，或许是一个写作者慢慢成熟的必经道路。
要相信读者，相信他们会有自己的所得。
我小时候算是个相当叛逆的少女，锋芒全露在外边，写作的风格比较局限于天雷地火的爱情、横冲直撞的女孩和残酷黑暗的青春，在现实中，当然也会很激烈地表达自己的爱憎。
或许是因为年轻吧，所以那样去理解生活，也并不会显得格外愚蠢。
而现在，距离我的十八岁已经过去了十年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，我都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成年人，所以，现在锋芒，我将它藏于心里。
2014年夏天，我在长沙写完《一粒红尘》，接着便在十个城市做巡回签售会，在现场见到了很多老读者、新读者，其中有帮女儿排队的父母，有帮异地女朋友排队的男生……
如果说在人生中一定有那么一些时刻，你感觉到自己对于他人有了那么丁点儿意义，我想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时候吧。
秋天的时候，我决定回北京。
长沙当然是很好的，无论我这一生有多么漫长，而我又将要去往多少地方，它都是我生命中的一张底片，是我最初的梦想和永远不能舍弃的后盾。
很少对人说起，我十八岁时离家，敏感，胆小，贫穷，貌不惊人的少女独自对着一个全新的城市，站在某个餐厅门口，近乎绝望地认为自己一生都不可能走进去，坐下来吃顿饭。
这些后来当成笑话想起来的事情，在那个时候，几乎击溃了那个自卑的灵魂。
我是不太相信“心灵鸡汤”的，但是我相信人可以克服很多东西，只要你真心想在某种环境中扎根下来。
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克服你的惰性、你的小聪明，还有你脑袋里随时冒出来的打退堂鼓的念头。
那个年轻时候的我，怀着就连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偏执和好胜心，在那个城市里一点点地长大，有了自己的朋友，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，也有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，然后，她想要去再远一点儿的地方，试试看。
对于我来说，北京是绕不过去的一站。
不是他们说的因为这里有更多新鲜的玩意儿，更多先锋的观念，那些都是外在的东西，我真正在乎的，是自己曾经在这里当过逃兵。
我曾经认为这个城市太大，太冷漠，而个体太渺小，太孤独，这种专属于年轻时的矫情让我在那个时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。
所以重回北京，待在这里，其中没有任何重大意义，连跟自己的战斗都算不上，仅仅是一个成年人的某种尝试。
仅仅是因为心里有个声音说：或许你现在可以做到了。
我想起在青藏线的火车上，半夜睡不着觉，我一抬头看到窗外满天的星星，夜空干净得像是被水冲洗过一样。
那一幕如同某种神谕，赦免了所有的苦难和罪责。
我一边发抖一边在手机记事簿上写下自己当时的感受，我说我隐约有一种预感，在我二十七岁过了一半的时候，或许，我的灵魂将会有一个正常的轮廓了。
之后，我回到北京，开始写《一粒红尘》的第二部。
我不想说这是一种使命感，只是内心有一种召唤，认为叶昭觉的故事应该继续写下去。在开始之前，我甚至不敢说自己一定能掌控她的命运，只是跟随着这种召唤，一步一步慢慢往前走，带着一些试探，一些不确定，甚至包含着一些卑微。
我试图去理解她的挫败，她的自我否定，她身边那群人随便拎出一个来都要比她更有个性，更精彩耀眼，更像一个故事的主角该有的样子。
滚滚红尘，她是其中最微小的一颗，而我的初衷，恰是想要写好这个最普通平凡的姑娘。
这一年北京春夏下了很多次雨，对着文档写作的那些雨夜，我经常有种回到了南方的错觉。空气清新而潮湿，雨滴打在玻璃上发出声响，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从指间静静流逝。
写长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是对意志力的考验。
有次去听严歌苓的讲座，她说：“文学是我的宗教，是我愿意花几十年时间去做的事，不管别人怎么评价，我认定这一点。”
我想，我之所以会因为这句话而热泪盈眶，大概是因为对于写作这件事仍有热爱吧。
但愿我所经历的岁月都不是虚度，未来能更游刃有余。
但愿曾经有过的软弱和痛苦，终究是酿出了一点儿，一点儿智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