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又一个星期过去了。有一天早上，主编给我打了电话，一张口就说了很多好话。
“这个阶段，你文思如泉涌啊！”他说。
“这是我和我一个朋友一起写的。”
“能看出来你的文风，但比之前更好了，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。拜托你让萨拉托雷教授看看这篇文章，这样他就明白，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文采飞扬、激动人心的文字表现出来。”
“我已经不再和尼诺见面了。”
“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你状态才这么好。”
我没笑，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，律师是怎么说的，他的回答却让我非常失望。主编说，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他们进监狱，哪怕是一天。但你要知道，索拉拉兄弟是很难进监狱的，尤其是就像你说的，他们已经渗透进地方政治，可以买通任何人。我觉得很虚弱，双腿发软，我失去了信心，我想莉拉一定会很生气。我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他们要比我写得更糟糕。”主编感受到了我的失望，尽量想让我打起精神，他接着赞美了我在那篇文章里投入的激情。但结论还是一样：凭我手头的东西，很难把他们摧毁。最后让我惊异的是，他让我不要把那篇文章搁置起来，而是要把它发表。“我打电话给《快报》，”他提议说，“假如在这个时候你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，对你、你的读者和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，因为你向他们展示了，我们生活的这个意大利，实际上要比小说里讲述的还要糟糕。”他说，他要重新咨询一下律师，想知道如果发表这篇文章我们会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风险，需要删除或者修订什么。他想征得我的同意。我想，当时吓唬布鲁诺·索卡沃时，事情是多么简单，我很坚定地回绝了。我说：“我会又一次被起诉的，不得不陷入一大堆麻烦——出于对几个女儿的爱，我不愿意出现这种情况。我不得不想到，法律对于害怕它的人管用，对于打破它的人却没用。”
我等了一会儿，才打起精神去找莉拉，一字不差地跟她转达了编辑的话。她很平静，打开电脑看着那篇文章，但我觉得，她没有重读那篇文章，她在盯着屏幕思考。然后她用一种带着敌意的语气问我：
“你信任这个主编吗？”
“是的，他是个好人。”
“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发表这篇文章？”
“发表有什么用？”
“把事情讲清楚。”
“事情已经很清楚了。”
“谁清楚了？你，我，还是主编？”
她很不高兴地摇了摇头，冷冰冰地说她要工作。
我说：
“等一下。”
“我很忙。没有阿方索，这里的工作很麻烦。你走吧，拜托了，走吧。”
“为什么你要生我的气？”
“走吧。”
我们有一段时间没见面。早上，她让蒂娜自己上楼来，晚上恩佐来接她，要么她就在楼梯间大喊：“蒂娜，下来吧，妈妈回来了。”大约过了两个星期，主编兴高采烈地给我打电话了。
“很好，我很高兴你最后决定了。”
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他跟我解释说，他的一个朋友——一个在《快报》工作的编辑，非常着急要我的联系方式。从主编那里我得知，关于索拉拉的那篇文章，在删节之后会在这个星期刊出。他说：“你应该告诉我，你改变主意了。”
我出了一身冷汗，不知道说什么，我假装若无其事。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，是莉拉把我们的文章发给了那家周报。我非常气愤，跑到她那里去抗议，但她对我特别亲切，尤其是她很愉快。
“我看你没办法决定，就替你决定了。”
“我已经决定不发表这篇文章。”
“但我不是这么决定的。”
“那你只署你自己的名字。”
“你在说什么？写东西的人是你。”
我没办法让她领会我的反对，还有我的不安，我每一句批评的话都会让她心情更好。那篇文章发表了，一共六页，密密麻麻的，占了非常重要的版面，当然文章只有一个署名，是我的名字。
看到报纸时，我们吵了一架。我非常气愤地说：
“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做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她回答说。
她脸上还有米凯莱的拳头留下的痕迹，她没有署名并不是因为害怕。她害怕的是别的事情，就我所知，她根本就不在乎索拉拉兄弟。但我当时很生气，忍不住对她说：“你把你的名字去掉了，是因为你喜欢藏在暗处，丢完石头藏起手，对你来说是自然而然，我已经厌烦你的伎俩了。”她笑起来了，她认为我对她的控诉没有意义。她说：“我不喜欢你这么想。”她做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，说她把那篇文章发给《快报》，只署了我的名字，那是因为她的名字一点分量都没有，我是上过大学的人，我是那个有名的人，可以毫无畏惧地发表自己的言论。听到她的这些话，我确信她太高估了我的作用，就告诉了她我的想法。但她很不屑，她说我总是低估自己，因此她希望我更加努力，表现得更出色，要获得更大的认可，她一心想着我能取得更大的成就。她感叹说：“你走着瞧吧，索拉拉兄弟没什么好下场。”
我灰溜溜地回到家里。我没办法摆脱那种怀疑，就是她在利用我，就像马尔切洛说的那样。她不管我的死活，利用我的那点儿名声来打赢她的那场战争，实现她的报复，消除自己的愧疚和不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