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蒙彼利埃,我基本没有关于这个城市风光的任何记忆,就好像我从来都没去过一样,但我记得那里发生的所有一切。在宾馆外面,尼诺参加研讨会的宏伟大礼堂之外,如今,我看到的是一个刮风的秋季,天高云淡。尽管如此,在我的记忆里,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,这个城市的名字——蒙彼利埃,对我依然是一种逃离的象征。我当时已经出过一次国了,我和弗朗科去过巴黎,我的大胆让自己都很振奋,但那时我感觉我的世界仅限于城区、那不勒斯,而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,我只能像郊游一样浅尝辄止。外面的氛围,让我可以想象自己永远不可能过上的生活。蒙彼利埃虽然远没有巴黎那么激动人心,但它给我的感觉是,我的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,变得更宽广。仅仅是身处于蒙彼利埃,就让我亲眼看到,我的城区、那不勒斯、比萨、佛罗伦萨、米兰,甚至整个意大利,都是这个世界很小的一部分,我对这些小地方感觉不满是正常的。跨越边境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儿,沉浸于别的文化里,会发现之前以为是定局的事情,其实是暂时的。在蒙彼利埃,我发现自己之前目光短浅,还有写作采用的语言很局限。那年我三十二岁,我明显感觉到:作为母亲和妻子,我的处境很逼仄。在蒙彼利埃,在沉迷于强烈爱情的那些天里,我第一次感觉到,我摆脱了那些年来一直束缚着我的东西,那些东西部分源于我的出身,部分是我通过学习构建起来的束缚,还有我所选择的生活带来的羁绊,首先是我的婚姻。在那里,我明白了过去我的第一本书被翻译成外语时我感到喜悦的原因,我也明白了我的书在意大利之外没有市场的原因。相比而言,莉拉从来都没离开过那不勒斯,她甚至对圣约翰·特杜奇奥也心怀畏惧。假如在过去,我觉得这不容置疑——就像她通常做的那些选择,可以使她转败为胜,但现在我觉得,那都是她思想局限的表现。我当时的反应,就像一个被羞辱了的人,想用同样的话回敬对方:“亲爱的,看看我现在,你没看走眼吧?但我却看错你了:你情愿一辈子都待在大路边上,看着那些经过的卡车。”
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。研讨会的组织者早就给尼诺在一家宾馆里定了一个单间,因为我很晚才决定陪他来,没办法换成一间拥有大床的房间,因此我们俩住在两个房间。但每天晚上我洗了澡,打扮好自己,脸红心跳地来到他的房间。我们一起睡觉,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,就好像害怕在睡梦中会被什么东西分开。早上,我们让人把早餐送到床前,享受着在电影里看到的奢华生活,我们一直都在欢笑,我们在一起很幸福。白天,我陪他去召开研讨会的大厅,那些发言的人总是用一种有些厌烦的语气,念着一页又一页的稿子,但和他在一起让我很振奋,我坐在他身边,尽量不打扰他。尼诺很专心地听着那些发言,做笔记,时不时会在我耳边说一些风趣话,还有甜言蜜语。我们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学者在一起吃午饭和晚饭,异国的名字,还有各种外语在耳边此起彼伏。当然了,那些最有名望的学者会单独坐一桌,我们和一些年轻学者坐在一起。无论是在开研讨会时,还是在餐厅里,尼诺的活跃让我很吃惊,他和当学生的时期是多么不同啊!他和大约十年前,在米兰的书店里捍卫我的那个年轻男人也不一样了。他不再采用那种挑衅的语气,他很自如地跨越了学术界的等级界限,他用一种带着一丝严肃,同时又很客气的语气和别人聊天。他有时候用英语(说得极好),有时候用法语(说得不错)和别人说话,非常潇洒地展示着他对于数字和效率的热爱。在短短几个小时里,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,他们都拉着他说话。大家都很喜欢他,这让我感到很骄傲。
后来,在他发言的前一天晚上,他忽然没那么愉快了。他变得很失礼,很难相处,我觉得他太紧张了。他说他准备的稿子很糟糕,好几次都强调,写作对于他来说,不像对我而言那么容易。他还发火说,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准备。我想,这是因为我们复杂的处境让他分心了吗?我觉得很愧疚,我试着拥抱他,亲吻他,让他把稿子念给我听。他对我念了那几页纸,像一个充满忧虑的小学生,他让我变得心软。我觉得,他的稿子并不比我在报告厅听的那些发言有趣,但我说了很多赞扬他的话,让他平静下来了。第二天早上,他用一种佯装的激情念了稿子,大家都为他鼓了掌。晚上,有一个美国知名学者,邀请尼诺和他坐在一起,虽然我被抛下,但我并不难过。尼诺在我跟前时,我从不和其他人说话,他不在我身边,我不得不用费劲的法语,和一对来自巴黎的男女聊天。我很快发现,他们的处境和我们差不多。两个人都觉得,家庭让人很压抑,他们都忍痛离开了自己的配偶和孩子,现在两人都看起来很幸福。那个男的叫奥古斯汀,大约五十多岁,脸红扑扑的,金色的大胡子,他天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。女的叫科隆布,和我年龄差不多,三十岁出头,她的头发是黑色的、很短,脸很小,眼睛和嘴唇的妆容很精致,非常优雅。科隆布有一个七岁的儿子,我一直和她聊天儿。
“再过几个月,”我说,“我大女儿就七岁了,她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,学习非常好。”
“我儿子也很聪明,想象力很丰富。”
“你们分开,他有什么反应?”
“没什么问题。”
“他一点儿也不痛苦吗?”
“孩子和大人不一样,大人思想很僵死,但孩子弹性很大,适应能力很强。”
她一直都在强调儿童的适应能力,我觉得她是想让自己放心。她补充说:“在我们的环境里,父母分开很普遍,孩子也都比较容易接受。”我正要说,在我周围,除了我一个朋友,没有其他离婚的夫妇。但她忽然改变了语气,开始抱怨起那个孩子:“他很乖,但反应很慢。”她感叹说,在学校里,老师说他很不够认真。她那种毫不留情的语气让我很意外,她几乎带着敌意提到这些,就好像她儿子表现不好,是为了对她表示不敬,这让我觉得很不安。她的情人应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,他插了一句,用炫耀的语气说到了他的两个儿子:一个十四岁,一个十八岁。他开玩笑说,这俩儿子喜欢所有女人,无论是小姑娘还是成熟女人。当尼诺回到我身边,两个男人——尤其是奥古斯汀——说了大部分发言人的坏话。科隆布带着一种有点轻浮的愉快,加入了他们的谈话。几个人一起抱怨、拆台,这很快让他们变得很亲密。奥古斯汀整个晚上都在喝酒,说了很多话,尼诺一张嘴,科隆布就会笑起来。最后,他们邀请我们一起开车去巴黎。
他们的邀请,我们没答应,也没拒绝,但谈论到孩子,这让我回到了现实。其实,我脑子里一直想着黛黛和艾尔莎,也想着彼得罗,他们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平行世界里,在佛罗伦萨的厨房餐桌前坐着,在电视前,或者在床上,一动不动。忽然间,我的世界和他们的世界联系起来了,我意识到,在蒙彼利埃的日子快要结束了,我和尼诺无法避免要回到各自的家里。我在佛罗伦萨,他在那不勒斯,我们不得不面对各自的婚姻危机。孩子们会和我团聚,那是一种真实的身体接触,我的感觉很强烈。这五天,我不知道她们怎么样了,我意识到她们的存在,这让我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,那种思念让人受不了。我并不是害怕未来怎么办,我的未来已经被尼诺占据了,这是绝对肯定的事,但我害怕马上要到来的时刻,就是明天,后天。那时候已经是半夜了,我没法抑制自己。我想,这有什么要紧的呢,彼得罗总是不睡觉,我试着给家里打了电话。
经过一通周折,才打通了电话。喂,我说。喂,我又重复了一遍。我知道彼得罗在电话那头,我叫了他的名字:“彼得罗,我是埃莱娜,两个孩子怎么样了?”这时候,电话断了。我等了几分钟,让接线员重新打过去。我下定决心要坚持一个晚上,但这次彼得罗说话了:
“你想要干什么?”
“两个孩子怎么样了。”
“她们在睡觉。”
“我知道她们在睡觉,她们好吗?”
“这跟你有什么关系?”
“她们是我的女儿。”
“你把她们抛弃了,她们再也不想做你的女儿了。”
“是她们告诉你的?”
“她们告诉了我母亲。”
“你让阿黛尔来家里了?”
“是的。”
“你告诉她们,我过两天回去。”
“不,你别回来了。我、两个孩子,还有我母亲,我们都不想再看到你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