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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章

李佩甫Ctrl+D 收藏本站

  大国考上县城中学那一年,是虫嫂彻底改邪归正的时候。

  大国平时不大说话,闷闷的。可他知道发狠,一个孩子若是发了狠,是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。在那一届毕业的学生里,就他一个人考上了县一中。虫嫂当然高兴,她见人就说:国,俺大国,考上了。

  在我的记忆里,大国比我小七岁,他考上县城中学那一年,经老姑父托关系保荐,我正好在县一中代过一段课。我是在校园内碰上虫嫂的。她一个小人,背着一袋蒸红薯,被一群学生娃嘻嘻哈哈地围着。后来我才知道,虫嫂背着一袋蒸红薯,进了校园后,逢人就打听大国。她一次次骄傲地对学生们说:看见我儿子了么?我儿子叫个国。国家的国。

  县一中有一座两层的青砖楼房,红瓦,名为“蛐子房”。“蛐子房”前面是个大操场。在操场的一个角上,一些县城里的调皮学生丛围着她,一个个逗她说:你儿子叫国?她说:国。大国。国家的国。俺国也是县中的学生,今年才考上的。学生齐声嗷嗷着喊道:国。大国。国他娘来了!

  虫嫂背着一袋蒸红薯,就这样被学生们包围着,先是顺着“蛐子房”走,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去找。每到一个教室门前,学生们就大喊:国,国家的国,国他娘来了!于是,围观的学生就越来越多,像玩猴一样。

  接下去,这群调皮学生又把虫嫂骗到后院去了。他们领着虫嫂在校园里转来转去,一会儿说在前边教室,一会儿又说在后边教室……就这么从前院到后院,从一排一排教室走过,不停地骗她、戏弄她。她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,却一直没有找到她的儿子……最后,还是一个打铃的工友实在看不下了,才把虫嫂领到了蛐子房的二楼。可是,在楼梯处,当学生齐声高叫:国,国家的国!国他娘来了!……不料,虫嫂刚从左边的楼梯上去,大国听到哄闹声,仅是在楼梯上露了个头,一晃人就不见了。

  等我碰上虫嫂的时候,她仍可怜巴巴地在楼道里站着。学生们仍轮番地上前戏弄她:国,是吧?她明知学生在逗她,却仍很认真地说:国,大国。国家的国。学生们再一次齐声大喊:国,国,国家的国。日他娘找你呢。国,国,国家的国。日他娘找你呢!……引得一个楼道里的学生们都哄堂大笑。

  大国嫌丢人,躲起来了。

  坦白地说,我也是爱面子的。看学生像玩猴一样地戏弄她,我也很不好意思。见了面,她追着口口声声地喊我的小名“丢”。这不是丢么,见俺家国了么?……当我硬着头皮把她领到了大国的教室门前,一直到上课铃声响了的时候,大国仍然没有回来……我只好领着她下楼,去我临时的住处。我让她把红薯留下,她不肯。就那么背着那袋红薯在学校门口等着。

  县一中旁边是个公园。引颍河水弯出来的一个很小的公园。公园与学校一墙之隔,那时候,常有学生翻墙到公园里去。公园里引了一湾水,起名梦湖。据说,后来,自大学开始招生后,每年大考前,总有学生想不开,跳到梦湖里去了。于是学校就加高了围墙,防止学生跳墙到公园里去。可还是有调皮学生一次次在墙上挖个窟窿,溜到公园里去,屡禁不止。

  梦湖边上,有一条砖铺的甬路,通往一个小土丘,丘上有个八角凉亭,那也是县城惟一的景观。大国就在那个亭子里躲着。等我找到他时,天已经黑了。我说:大国,你妈看你来了。大国站起身来,冲下凉亭。我以为他后悔了,要跑去见他妈了,可他却冲到一棵松树前,对着树撒了泡尿。他一边撒尿一边冷冷地说:管她鳖孙呢。我怔了,说:说谁呢?谁是鳖孙?你妈?!他抬头看了看我,说:她把人都丢尽了。她不是我妈。我说:你妈给你送吃的来了。可他却提上裤子,重新回到凉亭里,往栏杆上一坐,默默地望着远处。

  我也凑过去坐下,拍拍他。我说:大国……

  大国突然说:你知道乌鲁木齐么?

  我笑着说:库尔班大叔(那是小学课本里讲过的)?

  大国仍说:乌鲁木齐。

  我说:你想去乌鲁木齐?远着哪。

  大国说:二栓他舅说,乌鲁木齐,地广人稀,抬炮尿一路。

  大国咬着牙说:我要是乌鲁木齐有亲戚,我早就跑了!

  那时候,在平原的乡村,人们逃跑的首选地就是乌鲁木齐。乌鲁木齐很遥远,是走投无路的一种选择。抬炮尿一路,是对自由的向往。还有吐鲁番的葡萄。

  一直等到天黑了,县城里的学生都放学回家了,我才把大国拽起身。他很勉强地、慢慢腾腾地从公园墙外的一个豁口处跳进来,在我的一再催促下,一步一步地朝校门口走去……虫嫂一直在学校门口等他。

  大国看四下无人,快走到虫嫂面前,猛地夺过那袋红薯,恶狠狠地说:谁让你来的?谁让你来了?!

  虫嫂可怜巴巴地说:我给你送吃的来了。

  大国说:走。赶紧走。以后你别来了。

  虫嫂说:我想趁热给你送来,怎么了?

  大国瞪着眼说:你在村里丢人还嫌不够?又跑学校里来嚷嚷?你嚷个啥?我还没死呢!……

  虫嫂看着儿子的脸色,很委屈地说:我,我也没说啥呀。

  大国连声说:你来干啥?你是想让我死呢?!

  ……虫嫂仍然很巴结地望着儿子,赶忙从兜里掏出一个脏兮兮的手绢,解开来,里边是钱,说:我给你拿来五块钱,卖花生的钱。

  大国接过钱,往兜里一塞,看了他娘一眼,再次恶狠狠地说:我警告你,以后别来了。

  虫嫂说:那你……吃啥?

  大国说:你别管。

  虫嫂说:孩儿,孩儿……我知道,娘给你丢人了。

  大国冷冷地说:记住,别再来了。

  虫嫂回身望我一眼,说:丢儿,你看,他不让我来。吃啥呢?

  大国突然满脸是泪,说:你敢再来,这学我不上了!

  虫嫂心疼儿子。她怔了一会儿,小心翼翼地说:那,下回,等下回了,我给你送到桥头上,行不?

  大国扭头就走。

  虫嫂喃喃地说:孩儿,都怨我了。都是我不好。

  据我所知,此后,虫嫂仍是每星期给大国送一次馍。她每次都拿着馍兜等在桥头上。一直等大国下课后,从学校那边腾腾走过来……每每大国接过馍兜,一句话也不说,扭头就走。

  有一年,下雪的时候,我在小桥上碰上了虫嫂。虫嫂站在桥头上,手里提着一篮子馍,还有一罐她腌的咸菜。我骑着老姑父的那辆破自行车,上桥后,看见她的时候,权当打招呼,我按了一下车铃。可当铃声响的时候,就见虫嫂在那边的桥头上一闪,人忽然蹲下来了。

  她蹲在地上,抬头像贼一样地四下瞅着。当她看见是我,虫嫂松了口气,说:丢儿,看见俺国了么?我说:你怎么蹲这儿呢?她说:我给俺国送馍呢。一星期送一回馍。我说,你怎么不去学校?她说:不去了。净让人笑话。我说,你给我吧,我给你捎过去。她说,不了。俺国,学习咋样?我说,成绩不错,排在前十名。她笑了笑,说:你忙吧。我再等等。尔后,她突然弯腰小跑着,追上说:你可别告诉大国,你见我了。

  当时我愣住了。在我眼里,无耻到极点的虫嫂,连游街时还敢涎着脸笑的虫嫂,在儿子面前,却成了个受气包。大国不让去学校,她就不去,一直在这小桥上等。她的手肿得像发黑的面包,手里拿着个破手绢,手绢里包着厚厚的一叠子钱。我知道,那手绢里几乎全是毛票。那是她走乡串村收鸡蛋、卖鸡蛋挣的。

  虫嫂改邪归正完全是因为孩子。那时候,三个孩子都不喊她妈了。特别是大国,看见她鼻子里总哼、哼的,很蔑视的样子……这让她十分伤心。是啊,家里的孩子大了,不想再听那些风言风语了。虫嫂一定是从孩子的眼神里看到了什么。

  此后,我又听人说,那年放寒假的时候,由虫嫂提议,老拐主持开了一个“家庭会”。虫嫂很主动地搬了一个小板凳,放在屋子中间,尔后,她站在小板凳上,对着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,那张领袖像已被烟熏得有些发黄了,庄严地举起右手,郑重地宣布说:大国,二国,三花,你们大了……我保证,我向毛主席保证,我改。我一定改。从今往后,你娘再也不干丢人的事了。你娘再不会让人戳脊梁骨了。

  她说完了,尔后又可怜巴巴地看着三个孩子。可大国、二国、三花谁也不说话,就那么默默地看着她,像不认识似的。

  虫嫂望着大国,可怜巴巴地说:我真改了。

  大国却恶狠狠地说:下来吧,别丢人现眼了。

  等到二国上中学的时候,老拐去世了。

  老拐走得很急。老拐的腿从小就坏了,是摔坏的。现在,那条坏腿上长了个流水的疮,整天烂。开初他也没在意,后来一直不见好,越来越重,路也走不成了。虫嫂拉着他进了县城,经县医院的医生看了,说是骨癌。一听说是骨癌,虫嫂说:啥是骨癌?后来,县里医生用土话说:在乡下,这就是“铁骨瘤”。虫嫂听懂了,一屁股坐下了。

  老拐笑了。老拐恶狠狠地笑着说:别愣着了。回去借钱吧。

  ……老拐明知道她在村里名声不好,借不来钱。老拐是故意说的。老拐说了之后,很得意地望着她。也是很久之后我才明白,老拐腿上有疮,心上也有疮。也许,他憋屈得太久了。人们的耻笑声一起在他心里藏着、焐着。在那些日子里,他心里存了太久的恶意和毒气。他说:我死了你再走一步,找个全活人。

  虫嫂慌慌地站起身来,就地转了一个圈儿,喃喃地说:我借。我回、回娘家去借。

  这时,老拐才说:算了。不看了,回去吧。

  虫嫂说:既来了,咋也得吊瓶水呀。

  老拐说:不看了。

  虫嫂说:还是吊瓶水吧。

  老拐说:你要是还念我是你男人,就给我炒一盘“星星”吧。——炒星星是豆面、红薯面加红柿子做的,油要大,甜的,沙沙的。

  虫嫂说:馋了?

  老拐嗯了一声。

  虫嫂说:你等着。

  虫嫂本打算跑回去借钱的。可她走到县防疫站门前,看见有人在排队卖血,于是就排上队,让人抽了一管子血,挣了二百六十块钱。拿上这二百六十块钱,虫嫂跑回来,喘着气说:吊水,吊水吧。又一问,住院的话,光押金至少三千。老拐说:不治了。你手里有多少钱?虫嫂说:二百六。我还能挣。老拐说:回家。

  在回村的路上,老拐说:我想吃一盘炒星星。

  虫嫂停下车,说:吃啥?

  老拐说:炒星星。

  虫嫂说:家里没有豆面了。

  老拐说:你再偷一回。

  虫嫂停下车,就到路边的豆地里去了……过了一会儿,她竟空着手回来了。说:他爹,再偷一回不算啥,我怕收不住手……我给孩儿保证过。

  老拐恶狠狠地说:屁。那你坦白吧。

  虫嫂说:坦白啥?

  老拐说:作风……

  于是,虫嫂像挤牙膏似的,走一路坦白了一路……最后说:我改了。真改了。

  老拐恶狠狠地说:我不信。你赌个咒。

  虫嫂说:我要说一句假话,叫我死你前头!

  虫嫂拉着老拐回村后,先是还想用土法治一治。听说吃活蝎子能治,虫嫂就发动三个国晚上去老屋子里捉蝎子……老拐虽说了狠话,可他还是想活的。再贱的人,也想活呀。老拐闭着眼吃了一段活蝎子,吃得嘴唇都紫了,仍不见好,腿疼得更厉害了。再后,老拐两眼一闭,坚决不吃了。老拐说:去吧。给我买盘肉包。从今往后,每天给我买一盘肉包,二两小酒。我净喝水了。

  后来,老拐拄着根棍,每天在村口坐着,跟人谝闲话。他把虫嫂说的话都对人说了,笑嘻嘻的。他甚至说,那仨鳖孙孩儿,也不一定都是我的。村人里说:瞎说,不是你的是谁的?他说:难说。难说。仍笑嘻嘻的。其实,他是在等那盘肉包,要热的,还有二两散酒……虫嫂每天跑十八里去镇上给他买用荷叶包着的肉煎包。吃到第十天,老拐咽气了。

  老拐临走时,把大国、二国、三花叫到跟前,说:蚂蚁钻心了。我很疼。真是疼。肉包真香。你娘不欠我了。十天,让我吃了十盘肉包。我也算是有福人了。娘再不好,也是娘。看我面子,叫声妈吧。

  大国、二国、三花都看着他,似也想叫……可他们已经叫不出口了。

  虫嫂说:别再难为孩子了。不叫就不叫吧。

  老拐说:叫。得叫。

  三花先叫的,三花说:妈。

  二国含糊地叫了一声:买。

  大国不叫,他叫不出来,但鼻子里哼叽了一声,也算……就此,虫嫂已经非常满意了,她捂着脸哭了。

  老拐很权威、很幸福地说:哭啥,我还没死呢。

  老拐临咽气时,说:就是差一盘炒星星。

  虫嫂说:我去借一把豆面……

  老拐说:不用了。还是肉包好吃……值了。

  葬老拐的时候,经老姑父做主,村里出了两棵桐树,给老拐做了口棺材。那肉包不是白吃的,村里人对虫嫂的态度有了些转变。说人虽然有贱毛病,对老拐不赖。所以,老拐下葬时,也没有多难为她。大国是长子,他摔的“牢盆”……按说,往下的事,就该大国负责了。可大国葬了父亲后就连夜走了,再也没有回来。

  也许,大国是不想再看村人的目光了。是啊,我们都生活在别人的目光里,大国一定是在村人的目光里看到了什么。他早就想离开村子了。他一分钟也不想多停。他一直想去“乌鲁木齐”。“乌鲁木齐”是他离开村子的念想。

  老拐死后,二国上中学时,虫嫂又去卖了两次血,给二国交了学费。二国和大国一样,不让她到学校里去。不去就不去。最初,虫嫂仍是每星期把馍送到桥头上,等着二国来取。

  在一些年份里,每一个路过小桥的人,都会看到她,一个小个女人,手里提着一个手巾兜,站在桥头上。

  到了三花上中学的时候,虫嫂已经到县城里去了。

  虫嫂也算是很早就离开无梁的女人,她在县城里收破烂。

  虫嫂之所以能在县城里搞“商品经济”——收破烂,还得亏了三花。当三花考上县城的中学后,虫嫂担心她是个女孩儿,怕她受人欺负,就跟过来了。在虫嫂眼里,三花就是她的“国花”,是世上最漂亮的姑娘。她是怕她出什么意外。再说,她常年在县城边上走,给一个个孩子送吃的,一来二去,就此认识了一个收破烂的老头。听老头说,在县城里收破烂能挣不少钱呢。于是,她思摸了一些日子,就到县城里收破烂来了。

  按说,三花上中学时,大国已经参加工作了。这时候,大国有了工资,完全可以顾一顾家了。可他却是一毛不拔。大国不但不给家里拿一分钱,而且,连个面都不见。大国师范毕业后,原是想报名支边,去乌鲁木齐的。他是想走得远远的……可他没有去成。他先是分配在外乡的一个学校里当教师。那时候他刚参加工作,工资低,顾不上家也就算了。可他后来调到县城里来了,却仍然不回去。就此,他断绝了与乡村的一切联系。

  据说,大国能调到县城是沾了他老丈人的光。跟大国结婚的是他师范学校毕业的一个女同学,这女同学的父亲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,大国因此调到了县教育局一个教研室工作,成了国家干部了。大国不但不回村,就连结婚也没让家人知道……大国先是住在城东的老丈人家里,后来自己也分了房子,单住。

  那些年,虫嫂一直在县城里收破烂。突然有一天,她在大街上吆喝着收破烂时,碰上了她大儿子……

  听村里人说,那一天,虫嫂推着一辆收破烂的三轮车在街边上一边走一边吆喝:收破烂了!收破烂了!收旧纸箱、旧报纸……可是,突然之间,她看见他的大儿子穿着一身西装、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东边走过来……虫嫂捂着嘴,怔怔地望着他的儿子,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大国从她面前骑过去了。

  可大国没骑多远。他大约是走神儿了,跟人撞了车,把自行车给撞坏了。大国把自行车推到一个附近的修车铺去修。大国没有看见她(或是装着没看见),她也没敢上前叫他,就一直在路边上站着,可她记住了那个修车铺。第二天,虫嫂用自己收破烂挣的钱,给大国买了一辆新自行车,一直在修车铺门前等着。她终于见到她的大儿子了。

  多年不见,儿子看上去已是个有身份的人了,穿得很体面。看到儿子后,她怯怯地叫道:国。大国一回头,看见是她,竟有些惶然。他四下瞅瞅,说:你,你……怎么来了?虫嫂说:我在这儿收破烂,都好些年了。大国怔怔地看着她,先是鼻子里哼了一声,尔后他把手伸进兜里,从兜里掏出十块钱。尔后,他迟疑着……又掏了一张,一共二十块钱放在一起,又四下看看,这才把钱递给了虫嫂,说:给,拿着。走吧,赶紧走。虫嫂说:大国,钱你自己花吧。我不要你的钱。我,我给你买了辆自行车。你是国家的人了……虫嫂说着,赶忙把那辆新自行车推到大国面前。大国望着那辆新自行车,闷了一会儿,说:真是你……买的?虫嫂赶忙把发票递上去,说:有发票。你看……大国接过发票看了,这才问:二国,还好吧?虫嫂说:好。快毕业了。大国说:高三了?虫嫂说:高三了。大国说:三花呢?虫嫂说:都好。都好。大国怔怔地望着她,又看了看她身后的那辆新崭崭的自行车……好久说不出话来。终于,大国说:我,那啥,过几天要出差。去,去那个……乌鲁木齐。得一段时间才回来呢。虫嫂说:放心吧,我不去家找你,我不给你丢人。这时候,大国突然眼眶湿了,他喏喏地说:我真的要去乌鲁木齐……出差。等我回来吧。你让二国找我,我给他出出主意。

  就这样,大国推着那辆新自行车走了。临走,他吩咐说:那辆车,还能骑,给二国吧。记住,让二国去找我。他走了几步,又回过身,小声说:县城里有浴池,去洗个澡吧。

  虫嫂嚅嚅地说:我,在家天天洗。

  那时候,虫嫂在县城收破烂已有些年份了。她在城郊租了一个小趴趴房,先是每日里沿街收,收了之后还要分拣,把各样的废品、垃圾分类……那地方还有个臭水沟。到处都是苍蝇和蚊子,整日嗡嗡的,是繁殖细菌的世界。可以说,她每天都生活在细菌之中。一个长年生活在细菌中的人,反倒是最不怕细菌的。虫嫂长年与苍蝇蚊子做伴,与细菌为伍,她已成了一个“细菌人”。细菌人身上早已有了抗体了,反而很少生病,一般的头疼脑热扛一扛也就过去了。可细菌多了,汗多了,身上没有别的,有味。所以,她终年拿着一把芭蕉叶扇子,扇那些不好闻的味。

  那一日,经大国提醒后,虫嫂开始注意穿着,也知道讲究些了。

  她狠狠心,第二天傍晚就去了县城的一家浴池。她怯生生地走进去,随着人家排队买票,她问人家洗一次多少钱,卖票的说:五块。她说:这么贵?卖票的翻眼看看她,她赶忙说:买。我买。卖票的又说:要膏么?她说:啥高?洗个澡,还量尺寸?卖票的说:洗头膏,你要不要?她说:不要。我有肥皂……那也是她此生第一次花钱洗浴。五块钱洗一澡,挺贵的。她有些肉疼。后来,她对三花说,那池子里的水真热呀!真舒服呀!我差一点泡晕过去了。真好,真是好!……后来,再去洗的时候,在浴池里,有好心的女人告诉她,别在那池子里泡,不卫生。可她就喜欢在池子里泡。她说:烫烫的,多解痒啊!她先是嫌贵,半年洗一次,后来仨月洗一次,一直到一月洗一次……每天收工回来她都要烧上一锅热水,浑身上下擦洗一遍。见了三花,她第一句话就问:你闻闻,我身上有味么?见了二国,她也问:我身上还有味么?尔后就说澡堂子里的事,说忒贵。再上街的时候,若是偶尔碰上个熟人,她也说:你闻闻,我身上有味么?人家说:啥?她说:味。有邪味么?

  再后来,她出门收破烂的时候,也尽量穿得整整齐齐的,常走那条街……可她再也没碰上过她的大儿子。

  其实,不光是老大,老二也嫌弃她身上的味。二国在县中上学时,仍然不肯让虫嫂到学校里去看他。二国性格绵软些,不像大国脾气那么倔,可他更爱面子。二国虽也不大爱说话,但心思缜密。先是约在小桥上见面,后来他不停地更换跟虫嫂见面的地点,每次见面都是事先约定好的。

  从二国上高中开始,虫嫂就成了一个“地下工作者”。无论是送钱还是送粮,都是按二国指定的接头地点见面。那些年,每逢到了让家长签字时,二国先是自己冒名签……到了万不得已时就去找大国,让大国代“家长”签字。其实两人早就见过面了,只是不让虫嫂知道。弟兄俩达成了一种默契,大国仅是代“家长”签字,别的不管。钱粮仍由虫嫂负责,一直到他考上大学为止……二国有一点好,见了娘,他不多说话,也不厉害人,还知道问一声冷暖。就这一点,虫嫂就很满意。一直到二国考上了大学后,仍然是虫嫂每月初一从邮局给他寄钱。

  三花最小,心善,也是兄弟姊妹三个中惟一喊妈的。这一点让虫嫂十分欣慰。她虽然在县城边上住着收破烂,离三花上的中学很近,可她早已习惯了避人,不到学校里去,不给孩子添堵。她仍然是私下里跟三花见面,是她主动要求的,这种联络方式已成了一种习惯。偶尔,放假的时候,三花也会偷偷地跑到她收破烂的趴趴房里帮她干些活,整理一下那些收来的书报杂志。可虫嫂坚持不让她出门,怕万一让人看见,丢了孩子的脸。

  那时候县城还未大面积地扩建,就那么几条主要街道。在那些年份里,在县城工作的人隐隐约约都会记得一个收破烂的小个子女人,推着一辆比她还高的破三轮车,很挣扎地在路上走着。这女人有个特点,无论冬夏,她手里都拿着一把破芭蕉叶扇子,一路上拍拍打打的。忙的时候,那把芭蕉叶扇子就挂在三轮车的车把儿上。那扇子已破得不成样子了,扇把儿上缠着一圈一圈的毛蓝布,把儿上的毛蓝布已被脏手摩挲得油污污的,成了黑的了。就这样,一年又一年,虫嫂每日里推着那辆破三轮车,在县城里吆喝着收破烂。她供了老大,供老二,供了老二,又供老三……一直到把三个“国”全都供出来,都有了工作,且先后成了家。

  据村里人说,街口上一家邮电所的人全都认识她。她一去,邮电所的人就说:来了。她说:来了。办完了事,她人一走,邮电所那个给她办汇款手续的姑娘逢人就说:你别不信。就她,就这小个女人,收破烂的,养了仨大学生。

  这是一个奇迹。也是一份快乐。在县城的那些年,是虫嫂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有一段时间,她的三轮车把上,除了那把扇子,还挂着一个小收音机。那小匣子也是人家不要的,匣子用胶布粘着,摇一摇还响,她还听戏呢。常香玉、申凤梅、七品芝麻官之类,她都喜欢听。还听人说,隔墙那收破烂的老头看她利索、能干,也常去帮她拾掇拾掇。夜里,也敲过她几回门,有点“那个”她的意思……被她拒绝了。

  虫嫂是后来得了腿疼病,实在走不动了,才回村的。

  据说,虫嫂是打了一辆“面的”回村的,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。

  虫嫂回村那天穿得十分体面。她穿着一件新买的栽绒小大衣,脚上还穿着一双新买的半坡跟的皮鞋,显得很阔绰。只是手黑。她回村引起了全村人的轰动。谁都知道,她的三个孩子,全考上了大学,都成了国家的人了。在平原的乡村,母以子贵啊!虫嫂这次是彻底翻身了。她大大方方地走在村街上,见人就打招呼。人们说:呀,这不是拐嫂么?回来了。她说:回来了。人们说,可有些日子了?她说:是呀,是呀。

  虫嫂这次回来,买了整整一布袋大白兔奶糖!每一家都去送了礼,一家一小袋大白兔奶糖。她逢人就说:大国很好。二国很好。三花也中了。都是国家的人……分开这么多年,人们也不再嫉恨她了,都说:仨大学生,你该跟着享福了。她还谦虚了一下,说:腿疼,指头疼,也享不了几天福了。

  全村人都看着这个小个女人,人人都摇着头,觉得不可思议。是呀,一个偷了一辈子的女人,如今竟也衣锦还乡了。这就像是一个奇怪的梦。夜里,村里有好多人都睡不好觉了。有人私下议论:啥理呀?没理。你说,她一个偷儿,她教育谁呢?她怎么教育的?可她的三个孩子,怎么就一个比一个出息呢?有人叹道:这世道真是变了呀。

  在村街里,人们互相见了,指着虫嫂家的房子,一个个感叹说: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她真是命好啊!

  不料,虫嫂回乡下住了几个月后,突然又要到城里去了。这年的麦罢,三花回村看了她……尔后,她逢人就说:家里蚊子忒多,咬得慌。仨孩子非让去,都争着养活。我说了,也不在一家住。就三家轮着住吧,一家一月。

  村人摇着头说:看看人家。看看人家!

  又过了一年,虫嫂去世了。

  虫嫂是那一年的年关,让人拉她回村的。回来时,她已下不了车了,是让一个拉三轮的背进屋去的。村里人都跑去看她,一个个说:拐嫂,你也不言一声,大过年的,咋这时候回来了?她见人就说:孩子们都很好。都孝顺。可她享不了这福。她又说,城里啥都好,可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。她说,这人一闲,病就出来了,腰也疼,腿也疼,浑身哪儿哪儿都疼。也说不出啥病,是闲的了。她还说,她不想连累孩子,就偷着回来了……村里人都说:这人,说回来就回来,孩子们能不着急么?她说:说了。走后才让人捎信儿的。怕他们不让。人们听了,觉得她话里有话,也不便多问。

  她是三天后咽气的。临死前,她伸手去够那把破扇子,她说:扇子,这把扇子跟了我多年……她身上没有力气了,够了几次,没够着。临咽气时,她伸手指了指,喃喃地说:我不连累人。我还有把破扇子。

  后来又有传闻,说虫嫂之所以回来,是因为大月和小月的缘故……

  据说,把虫嫂接到城里,本是三花的主意。按三花的话说,她一是心疼娘,二是想让虫嫂帮她带一带孩子。于是就出面跟两个哥哥商量,要把虫嫂接到城里来,由三家轮流供养。大国开始不愿。可他是老大,不便拒绝。再说了,在家里他也是个怕老婆的主儿,不当家。后来大国只答应出钱,坚决不让去家住。于是就由二国和三花轮流养活,一轮一个月。开初还好,虫嫂帮他们看个孩子,做做饭,一天到晚也不闲着……只是时常会遭受媳妇和女婿的白眼。她都忍了。小心翼翼的,免生气。

  虫嫂就这么在两家住着,一轮一个月。可轮着轮着,就出了嫌隙了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大月三十一天,小月二十八天。二国、三花偏偏在这件事上没有商量好……到了这一年年关的时候,这个月是小进,只有二十九天。就在二十九号晚上,三花出差在外,她女婿按一月一轮的规定,把生了病的虫嫂送到了二哥家门前。可这天二国也不在家,二嫂不愿接,问大月小月怎么算?二嫂这人大学本科毕业,理性,有洁癖,为人偏执,非要争个道理。她很认真地对虫嫂说:大月三十一天,小月二十九天,这不是钱的问题,谁也不缺这俩钱,是时间的问题……可这边,三花的男人是做生意的,年关这一段生意好,他急着去办年货呢,不想跟老二家啰嗦,说:自己老人,差这一半天哩?二嫂说:你别走。话不能这样说。谁也没说不养老人……三花女婿不吃她这一套,急着要走,两人吵了几句,把虫嫂放下就走了。

  于是,就把虫嫂晾在门外了。天寒地冻的,虫嫂在二国门前坐了很久……那会儿,虫嫂一定很伤心。她怎么也没想到,她会让女婿和媳妇晾在门外。

  无梁村人又一次愤怒了!

  安葬虫嫂时,村人还以为她很有钱。她收了十二年破烂,都说她发了。可是,搜遍了整个家,却没找到一分钱,只找到了一百零四份邮局的汇单,那一张张汇单上写着吴大国、吴二国、吴国花的名字……还有那把破扇子。

  全村人商量说,要把大国、二国、三花揪回来,好好羞辱他们一番!不然,就去县上告他们!还有的说,把那些邮局的汇单贴出来,举着拿到县上去,看他们脸往哪儿搁?!

  一村人正闹嚷嚷地商量着如何惩罚这些不肖之子!大伙又一次兴奋起来,想了很多办法……可就在这时,突然有心细的女人拿起了那把破扇子,说:怪了,这虫嫂为啥老提扇子呢?有人说,是啊,她咽气时,指了又指,一再说:扇子。她还有把破扇子。这啥意思?……于是,女人们拿着那把破扇子,你看我看,众人传来传去,终于发现,那缠着布条的扇子把儿上果然有蹊跷。待解了那缠在扇子把儿上的破布,那布黑污污的,一层一层的……发现里边裹着的竟是一个存折,存折裹在扇子把儿上,由一层层的黑布缠着,存折上有三万块钱!

  人们惊叹一声,说:这个女人哪!

  一听说扇子把儿上缠有存折,大国回来了,二国回来了,三花也回来了,都说是要争着行孝的……可村人们把着村口不让他们进村。大国本来嚷嚷说要跟村里本家人打官司,可问了律师后,就再也不吭了。

  有了这三万块钱,在老姑父的带领下,经村委会出证明取出来后,给虫嫂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葬礼。于是,村街里搭了灵棚,置了桐木棺材,请来了四班响器,还租来了三个哭丧的“孝子”,一人给一百块钱。租来的“孝子”很卖力,又哭又唱的,声震屋瓦,一街两行围了很多人看。丧宴也办得很体面,院子里整整摆了四十桌酒席,上的是全鱼全鸡,很隆重的丧宴……那些曾经打过她、骂过她的女人,一个个哭着,把虫嫂洗得干干净净的,送进老坟里去了。

  虫嫂与老拐合葬后,还用剩下的钱立了一通碑。

  据说,后来,大国、二国、三花也翻脸了。

  三家就“大月与小月”大吵一架!……从此以后,再也不来往了。

  每到清明节,三花回来一次就哭一次……可她回来并不到村里去,只去坟地,烧一烧纸钱,哭了就走,不见村里任何人。

  大国二国再没回来过,人们说,他们是没脸回来了。

  又过了一些年,大国提拔了,当上了县教育局分管招生工作的副局长。

  无梁村人听说后,又开始主动找上门去。去的时候,带些土特产:小磨香油、柿饼、花生什么的。还怕人家不让进门,心里打鼓,怯怯地、很孙子地叫一声:吴局长,吴局长在家么?……吴局长倒也大度,客客气气的,不与村人计较……凡能办的事,也办。就这样,大国又与村人来往了。这时候,人们又说:其实,大国人不赖,虽说当了官,挺仁义。当然,为的是孩子……

  虫嫂的事,没人再提了,一句也不提,好像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

  地里的草,该长还长。谁都知道,有一种草,那叫“小虫窝蛋”。

  我告诉你:至今我手里仍放着老姑父为虫嫂写的五张“白条”。一张是二国考大学的时候写的,另一张是为三花找工作时写的……还有三张是虫嫂收破烂时,她的三轮车数次被工商局没收的事……老姑父的“白条”,首句仍是:见字如面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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