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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的话语,犹如一把剑,刺伤了他的感情。他怔住了,眼睛瞪得比桂圆还大。对于他,我这样讲,等于用一桶水将他的兴奋浇熄。

  为了掩饰心情的狼狈,他露了一个尴尬的微笑,说我太喜欢开玩笑。然后举杯祝我健康,我喝了一口酒,正正脸色,说:

  ——国语电影如果真想求进步的话,首先,制片家必须放弃所谓“生意眼”;其次,认识剧本的重要性;第三,打倒明星制度;第四,扬弃投机取巧的念头,不拍陈腔滥调的民间故事;第五,不以新艺综合体及日本彩色作为刺激票房纪录的法宝;第六,以集体创作的方式撰写具有民族精神而又朴实无华的剧本。你要知道,剧本是一部电影的灵魂。

  ——对,对,你说得一点也不错,剧本是一部电影的灵魂。以,我认为公司方面肯出五百元的代价买我的小说去改编,是一种进步的表现。

  ——对不起得很,恕我不客气地指出,制片家如果专在四毫小说中寻找材料的话,电影不但不会进步,而且会进入死巷!

  ——这……这不能一概而言,事实上,四毫小说也不是全部要不得的。

  ——四毫小说当然也有优劣之分,不过,我们必须认清四毫小说的对象是哪一阶层。

  ——你倒说说看,四毫小说的对象究竟是哪一阶层?

  ——就是那些专看低级趣味电影的观众。

  —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?

  ——很简单,将四毫小说改编成电影,说明制片家只想争取低级趣味的观众。制片家仍以赚钱为最高目标,哪里谈得上提高 水准?

  ——你这一番话,完全不切实际。今天香港的制片家,谁不将拍片当作一种生意?在香港,艺术是最不受重视的东西,抽象画家受尽奚落,不到外国去举行展览会,就不能获得知音。电影虽然被人称作第八艺术,实际上,跟交际舞一样,一到香港就变了质。交际舞成为贩卖色情的借口,电影艺术却是商人赚钱的另一种方式。

  ——所以,我认为大作的被电影公司改编为剧本并不是一件可喜的事情。

  ——我可以不劳而获五百块钱。

  ——如果这样讲,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。

  ——我从未有过野心。我之所以撰写四毫小说,因为这钱赚得比较容易。我之所以如此兴奋,因为我又多了一笔额外收入。谈到艺术,我是一窍不通的,我常常觉得广告画比抽象画好看得多!

  我笑。他也笑了。伙计端牛柳来,嫩得很,风味别具。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,四毫小说的作者可以天天吃牛柳、,严肃的文艺工作者却连牛柳的香味也不容易嗅到。我得庆幸我的运气不坏,遇到这样一位运气比我更好的“小说家”。

  吃过牛柳,不愿意跟他讨论下去,站起身,说是另有约会,走了。这个沾沾自喜的“小说家”,实在悲哀得很。他连小说的门都没有摸到,却被庸俗的制片家捧坏了。

  铜锣湾的灯。红的。绿的。蓝的。于是想起一则虚构的故事:一个潦倒的文人忽然被一个有钱的姨太太爱上了。他似乎获得了一切,很快乐。这快乐等于肥皂泡,因为他已失去一切。香港人的快乐都是纸扎的;但是大家都愿意将纸扎的爱情当作真实。上帝住在什么地方,那被人称作地狱的所在何以会有这么多的笑声?

  一只满载希望的船,给海鸥带错了方向,空气是糖味的。空气很冷。

  (有人自以为是诗人,竟将方块字误作积木,我想。没有人握有诗的执照,所以谁都可以写诗。几十个方块字就可以凑成一首诗,所以我们这一代冒牌诗人特别多。诗是没有真伪的。诗只有好坏。不过,诗人却不同。诗人是有真伪之分的。我们这一代,伪诗人多过真诗人。伪诗人的坏诗太多,使一般人对真诗人的好诗反而产生误解。)

  (如果没有真正的批评家出现,中国文艺是不会复兴的。)

  (从五四到现在,我们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权威的文学批评家。刘西渭写过两本小书,文章做得很好,但见解不够精辟。他批评了曹禺的剧本,曹禺指责他说错了话;他批评了巴金的小说,巴金也不肯接受他的看法。)

  (旁观者清,作家需要灯塔的指示。)

  (没有真正的批评家出现。中国文艺是不会复兴的。)

  (我为什么又会想到这些问题?我应该多想女人。)

  一盏昏黄不明的灯下,出现一对黑而亮的眸子。以为在做梦,竟是现实。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;更不知怎么会认识她的。我们相对而坐,面前各自有一杯威士忌。

  ——你的酒量不错,她说。

  ——我?我根本不会喝酒。

  ——别撒谎,我亲H艮看你喝了六杯威士忌。

  ——是吗?

  ——刚才你好像醉了,伏在桌上,睡了半个钟头。

  ——这就证明我的酒量并不好。

  ——但是你没有醉。我知道的。

  我望望她,她有一对黑而亮的眸子。她说得一点也不错,我没有醉。看看表,分不清长针短针。

  ——几点?我问。

  ——十二点一刻。

  ——我们该走了?

  ——是的,我们该走了。

  ——到什么地方去?

  ——随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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