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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24】

  格拉蒙的《我所知道的普鲁斯特》乃是《格拉蒙回忆录》中间的一段,从未发表过,用法文撰写,由约翰·罗素译成英文,发表在《伦敦杂志》上。在这篇文章里,格拉蒙叙述他于一九零一年第一次结识普鲁斯特的情景;同时回忆普鲁斯特病危时打给他的最后一次电话。此外,格拉蒙还提及他的妹妹伊莉莎白在一九二五年写的那本《孟德斯鸠与普鲁斯特》。这是一本重要的著述,它对前者给青年普鲁斯特的影响有非常精细的分析。

  “普鲁斯特逝世后,”格拉蒙这样写:“他的著作变成很多新作家的灵感。许多作家,不乏著名人士,开始研究普鲁斯特,分析他的作品,及于最小的细节……”

  普鲁斯特就是这样的一个巨人。《前卫文学》能够在创刊号译出这篇重要的回忆录,应该被视作一个非常适当的挑选。

  此外,我还准备选译几封乔也斯的书简,配合在一起,可以让读者对二十世纪的两位文学巨人获得进一步的认识。

  (如果本港的文艺工作者对撰写《颂扬爱情的诗集》之类的作家感到“茫然”的话,是绝对不会变成笑话的;但是作为本港中国作家的“代表”就不能对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天才之一”詹姆士·乔也斯一无所知——我想。)

  (作家在革命时代的最大任务应该是表现时代,反映时代,刻画处于这一时代的物象的内心,并对精神世界作大胆的探险。时代与环境给与作家的责任,决不是歌颂爱情。这里是一首刊于《颂扬爱情的诗集》封面上的代表作:

  走去找那个女人对她说:

  我要跟你生活在一起……

  跪在她脚边因为她还年轻

  而且漂亮。

  不要抚摸她,当她的眼睛

  望着你。

  ……

  啊!她是年轻又极漂亮,她的手

  在你发间,

  现在不要怕她,噢,现在好好地抚摸她!

  她已接受你。

  如果有人询问此间文艺工作者对这样的“诗”,或者这样的诗人,有何意见时,即使“茫然”,也决不是可耻的事情。——我想。)

  (詹姆士·乔也斯被严肃的批评家一致公认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杰出作家,是铁一般的事实,谁也无法加以否认。许多优秀的作家们如浮琴妮亚·吴尔芙,如海明威,如福克纳,如帕索斯,如汤玛斯·吴尔夫等等,都在作品里接受他的影响。乔也斯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,如果不比毕加索在世界绘画史上的地位更高,至少也应该被视作相等的。试问:一个参加国际性绘画会议的香港中国代表,如果连毕加索的名字都没有听见过的话,岂不是天大的笑话?)

  (假定那个国际性绘画会议讨论的主题第一项是:“绘画中的传统与现代性”,而香港的中国“代表”们对毕加索又“多属茫然”,等到正式开会时,“代表”们又将发表些什么样的意见呢?)

  (这是资格问题。)

  (“代表”们是以代表香港这一地区去参加会议的。如果“代表”们在别国代表们面前出了丑,凡是香港居民都有权提出抗议。“代表”们是代表香港这一地区的,“代表”们在国际场合中说错了话,等于香港全体居民说错了话。)

  (假定这一次举行的是埠际足球赛,我们在遴选代表时,为了某种关系,故意不选姚卓然,黄志强,刘添,黄文伟等等球技卓绝的球员作为香港的代表,反而糊里糊涂选了一些专踢小型足球的人凑成一队,前往外地比赛,结果大败而归,丢尽香港人的面子,那个领队人不但不准别人指出弊端;还沾沾自喜地说:“除了我本人是领队外,其余诸位有的是积数十年经验的老球员,有的是练球甚勤的年轻朋友,总还不至于像某些人所指摘的,是不踢球的球员。”)

  (……唉!这些事情,不想也罢。香港是个商业社会,只有傻瓜才关心这种问题。我是傻瓜!我是傻瓜!我是傻瓜!)

  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,我似梦初醒地走去接听。

  是麦荷门打来的,问我格拉蒙那篇文章有没有译好。

  我说:

  ——刚着手译了五百个字,就被一些问题侵扰得无法静下心来。

  ——明天排字房赶着要排的,我怕你又喝醉了,所以打个电话提醒你。

  ——我没有醉,不过,现在倒很想喝几杯了。现实实在太丑恶,我想暂时逃避一下。

  ——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现实,除非死亡。我们还有更严肃的工作要做,你不能一开始就消极。

  ——今天晚上,我心绪很乱,无法再译稿了。

  ——不行,你必须将格拉蒙那篇文章译出来,明天拿去印刷所发排。

  ——我心绪很乱。

  ——这是严肃而且有积极意义的工作,必须控制自己,将战斗精神集中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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