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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她的爽朗使我感到惊奇,却又不能求取解释,坐在车厢里,我发现她误会了我的意思。我不能告诉她;那是不会结果的花朵,我必须保持应有的冷静。她变成一匹美丽的兽了,喜欢将爱情当作野餐。我不想向魔鬼预约厄运,但愿晚风不断吹醒我的头脑。夜

  是罪恶的;惟夜风最为纯洁。

  抵达司马家门口,司马莉用命令的口气要我下车。我在心里画了一个十字,走出车厢,东方泛起鱼肚白的颜色,司马莉的褐色柔发被晨风吹得很乱。我有点怕,站在门口趑趄不前。

  ——家里没有人,她说。

  ——天快亮了,我想回家。

  一一进去喝杯酒。

  一一不想再喝。

  她很生气,眼睛里射出怒火,拨转身,从手袋里取出钥匙,启开门,走入门内,嘭的一声,将大门关上。

  (一个“新世纪病”患者,我想。)

  (我自己也是。)

  双手插入裤袋,漫无目的地在人行道上踩着均匀的步子。

  坐入大牌档,吃一碗及第粥,东天已出现橙红色的晨霞。工人们皆去渡轮码头,微风吹来街市的鱼腥。(四个女人都是新世纪病患者,我想。)

  我决定搬家。

  我决定集中精神去办《前卫文学》。

  回到家里,只有王实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啜泣。

  ——为什么又哭?

  ——阿妈被他们抬到医院去了。

  ——为什么?

  ——她喝了半瓶滴露。

  【18】

  我在铜锣湾一座新楼里找到一个梗房,7×8,相当小,有两个南窗。包租人姓雷,是一对中年夫妇,没有孩子,却有一个白发老母。雷先生做保险生意,单看客厅的陈设,可以知道他的收入不坏。雷太太很瘦,但谈吐斯文。至于那位老太太,举动有点特别,常常无缘无故发笑;常常无缘无故流眼泪。

  【19】

  《前卫文学》的准备工作做得很顺利,登记证已借到;荷门也从他的母亲处拿到五千块钱。荷门约我在“大丸茶厅”饮下午茶,讨论了几个问题。

  关于杂志第一期的稿件,我开出一张假想目录:

  (A)翻译部分,拟选译下列诸佳作:(一)格拉蒙的《我所知道的普鲁斯特》;(二)乔也斯书简;(三)汤玛士·哈代未发表的五首诗;(四)爱德华的《史汤达在伦敦》;(五)亨利·詹姆斯的《论娜娜》;(六)高克多的短篇小说《人类的声音》;(七)辛尤的短篇小说《一个未诞生者的日记》。

  (B)创作部分,好的新诗与论文还不难找到,只是具有独创性而富于时代意义的创作小说不容易找。

  麦荷门主张宁缺毋滥,找不到优秀的创作,暂时就不出版。依照他的想法,中国人的智力如果不比外国人强也决不会比外国人差。问题是:我们的环境太坏,读者对作者缺乏鼓励,作者为了生活不能不撰写违背自己心愿的东西。假如每一个有艺术良知分的作者肯信任自己的潜力,不畏任何阻力,漠视那些文氓的恶意中伤,勇往直前,正在衰颓的中国文艺也许可以获得复兴的机会。

  ——我无意争取那些专看武侠小说或性博士信箱的读者,荷门说。如果这本杂志出版后只有一个读者,而那一个读者也的确从这本杂志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素,那末我们的精力与钱财也就不能算是白花了。这是我们的宗旨,即使将所有的资本全部蚀光,也决不改变。香港有学问、有艺术良知、有严肃工作态度的文人与艺术家并非没有,只是有坚强意志的文艺工作者就不多了。你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,以你的智力与才气是不难写一些好作品出来的,但是你缺乏坚强的意志。你不能挨饿;又不堪那些无知的奚落,为生活,你竟浪费了那么多的精力。现在,办这个《前卫文学》,我是准备丢掉一笔钱的,没有别的目的,只希望能形成一种风气,催促有艺术良知者的自觉。

  这一番话,出诸荷门之口,犹如一篇发刊词。我是深深的感动了。

  提到《发刊词》,他要求我在这篇文字中对五四以来的文学成败作一不偏不倚的检讨,同时以纯真的态度指出今后文艺工作者应该认清的正确方向。

  我答应了。

  然而麦荷门希望我用深入浅出的手法,另外写一篇论文,阐明文艺工作者为什么必须探求内在真实。

  此外,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新诗,荷门要我发表一点意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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