艰难的启蒙-与自我相逢的奇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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饱受内心折磨之苦、眼看就要被恐惧所压倒、但仍然怀着一丝侥幸心理的K,在那个阴沉沉的雨天来到了大教堂。他到底是被骗而来,还是遵从神秘的召唤而来,这之间毫无本质区别,他个人的看法是毫不要紧的,因为他是自愿的。身穿黑袍的杂役成了领K走向最后审判台的领路人。这位奇怪的引路人,并不向K明确地指路,只是用期待的眼光望着他,让K自己似乎是无意中走到了小讲坛的那一边。那小讲坛就是审判官的位置,神父一会儿就上来了。在这个低矮、连腰都伸不直的、折磨人的小讲坛上,神父开始了对K的审判。K开始只想逃走,后来却又由于一种偶然的机缘(只是看起来像偶然的)而留了下来,在那死一般寂静的地方,独自一人面对神父接受了对自己的审判。这是怎样一场审判呢?我们看到,整个过程既没有具体定罪,也没有任何盘问,神父与K之间那场关于法的讨论也像是在夸夸其谈。但这只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才是这样。一旦我们真正进入神父的思路(就像K强迫自己所做的那样),立刻就会感到,这正是一场最后的、生死攸关的审判。在这场审判中,神父为K描绘了K自身那凄凉的、毫无出路的生存蓝图,所有的谜底都在那里头得到了揭示,只是将结论作为最大的谜留给了K自己。神父究竟是什么人,他为什么如此明白底细?又为什么直到最后才现身?为什么K与他的全面既像是预先决定,又像是不期而遇?为什么K在如此暧昧的情况下见到他,却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?当我们读完这一段,就会发现这位神父多么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永远要回避的那个影子,多么像只有当我们灵魂出窍时才会见到的那个人!是的,神父就是K一直将他抑制在黑暗深处的那个自我,他在命运的最后关头于黑暗中出现,来向K讨还债务了。只是这不同于一般的讨债,这是K自己向自己讨债,神父不过是以他清醒的分析促成了这一事件。审判结束时,K心中残存的那一丝侥幸心理被神父当面击碎,真实呈现于眼前。

回过头来再看前面,就会发现,在这场马拉松式的审判中,K的自我并不是在神父之前一直缺席的,它曾经由多个人物担任,这些人物随案情发展而轮流出现。只不过在案件的初期阶段,由于K认识上的模糊,也由于对世俗的迷恋,这些自我的替身在他的眼中才显得分外陌生,特别不能接受而已。逐步认出这些人的过程就是审判的过程。核心的人物是看守,打手,检查官,画家与律师;其他的一些人物则是他们存在的补充。这就是说,K周围的这些人才是K的本质,本质是相对不变的,K自身倒是不断演变的。K只有通过不断演变(不断向法靠近),才会认出自己的本质,而本质又是通过K的演变来得以体现,否则无法确定其存在。K演变的结果使得每一阶段的自我以不同的面貌出现,从单纯到复杂,从具体到抽象,然而不论面貌多么不同,他们都是执法人。变化的只是K,K没有确定的罪名,因而罪犯的身分也是不确定的,由于身分的悬置,他必须要不懈地努力,以消除(或确定)自己的犯罪嫌疑,改变自身不确定的局面。这样,K就成了自我存在的形式,一种永不安宁、不断向上(或向下)、向着完善(或毁灭)而演变的形式。这些体现自我的角色尽管有着相同的本质,在发展中呈现的面貌还是各不相同的。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,越是处在认识低级阶段的角色,生活气息越浓(如看守、打手的俗气),越到了高级阶段,角色越变得像不食人间烟火的偶象(如神父)。所以认识自我的过程也是抽空生活的过程,这种抽空发展到顶峰,K就根本不能生活了。K的身上有一种十分危险的走极端的倾向(或称为自杀倾向),他凡事要弄个水落石出,缺乏自我调节的机制。在那间令他呼吸困难的阁楼上,画家向他指出了两种出路,这就是“表面宣判无罪”和“无限延期”这两种活法。画家苦口婆心地解释,内心暴烈的K根本不想听,也坚决不能接受。就是他这种走极端的倾向导致了过早的结束吧。但是怎能不走极端呢?他也知道画家和律师向他指出的活法有可能拖延得更久,但以他的性格,他没法那样活。不断地抽空、抛弃,向着纯净的虚无义无反顾地进发,这是K的方式。他是不自觉的,又是自觉的。在进程中,浓郁的氛围不断地将他引向越来越深奥的自我。

生存模式结构

A.乡下人——看rlN——法

B.IH神父——法

从K的世俗辩解与神父的分析的对比中,我们可以看出K的思维是单向的、仅仅从生命出发的,神父则是将生活本身作为一种矛盾来看,即不仅仅考虑到生,而且考虑到死(法)。神父将矛盾的两方面都透彻地分析过了,而关于究竟要不要活这个问题,他没有自己的意见,只是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困惑,最后是K用行动来作出了否定的回答。首先,神父责备K近视(“你难道不能看得更远一些吗?”),过于欺骗自己;接下去神父却又用寓言证实了乡下人自欺的合理性,并说:“对一件事的正确理解与错误理解并不相互排斥,”“不同的看法往往反映的是人们的困惑”。可见神父并不反对K自欺,他只是要引导K达到有意自欺,即明知道是自欺还要自欺。在神父的精湛分析中,世界(精神世界)由三部分构成:乡下人,守门人,法。乡下人与法构成矛盾的对立面,而守门人是二者之间的媒介,三者缺一不可。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大门专为乡下人而开,为什么乡下人永远不能真正进入法,为什么看门人既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法的纯洁性,又要维持矛盾的对立(给乡下人凳子坐,耐着性子听他哀求,收下他的贿赂,甚至对他做出小小的挑逗。)。只要乡下人活一天,这种三者鼎立的局面就会维持一天。所以看门人说出乡下人不能进入的第一句话之后,暗示的是第二句话:大门是专为他而开的。专为某人而开的门是法的大门,是永远不能进去的n乡下人拥解成将来有一天可以进去,于是在门旁等了一辈子。乡下人的这种理解也是看门人暗中希望的。(当然也可能乡下人也是有意自欺)。两种愿望达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,都促成了矛盾持续下去。所以说:“正确的理解与错误的理解并不相互排斥。”整个过程中,看门人所说的话就同神父一样模棱两可、自相矛盾,而他们都在这种矛盾的思维中表达出对生存的困惑。他们并不要消除矛盾(那是不可能的),而只是要说明、突出矛盾,当然他们用以说明的方法也是矛盾的。所以K听了神父的解释之后,一个简单的故事就变得模糊和无比深奥起来,超出了他世俗的想象力,并且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。关键就在于法和乡下人总是平行发展,相互依存的;而作为中介的看门人,则具有两者的特点,这就是他,也是神父那无限的困惑的根源。K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总忍不住要攻击、贬低着门人(要么说乡下人受了看门人的骗,要么说看门人也是愚蠢的受骗者),一方面是由于他生存的需要,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从那种需要中产生的单向的思维方式。直到最后他还是没有被神父说服,但已模糊地感到了那个不为自己完全了解的、极其丰富而深送的世界,这个世界有对立的两极,每一板都是无限的。不可穷尽的,而这两极又相互反映、互为本质。没有谁能比神父更丰富,更全面;同样,也没有谁比他更困惑、更矛盾。就这样,K从神父那里听到了那种特殊的认识方法,并跟随他的思路不知不觉地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一遍彻底的拷问。出路并不是神父关心的,他只是要揭示过程,他要让K在彻底自由的情境中领略过程的专制性——即法的先验性,不可选择性。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东西,从K被捕的第一天起,周围的人就在向他重复同样的道理,只是说的方式不同而且。但没有千百次越来越清晰、越来越严厉的重复,人是战胜不了自己身上的惰性的;当然就是努力过了最终也还是战胜不了,最多打个平手,因为情性是生存的前提。也许可以说,神父的思维方式是一个圈套,一旦被套住就别想再出来。不过神父又并不主张束手就擒,他只是向K展示了戴着镣铐跳舞的前景。因此同样可以说,K的自取灭亡与他无关,只是K个人的选择。如果K不是这样走极端,还会有别的奇迹出现,然而无论什么样的奇迹也仍然会演绎成这同一个模式。

生活在神父模式中的艺术家总是有两种冲动,两种标准。他既想揭去面具袒露在真实之中,又对于这戴着面具的人生无比迷恋。这两个方面不时发生冲突,但总的来说是平行发展,分不出高低的。K的自取灭亡也不过是暂时的放弃,否则远方那细瘦的身影也不会出现在灯光下了。彻底放弃必定是漆黑一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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